本報記者 馬國川 北京報道

　　一

　　王立群差點錯過了 “成名”的機會。

　　2005年年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立群接到河南大學的電話，要求他火速趕回。坐了一夜火車的王立群回到開封，才知道中央電視臺到河南大學海選主講人。面試要求每個人講一個人物，自定主題，一遍就過。當天一共來了10多人，王立群請求第一個講，題目是“鴻門宴中的項羽”。他想著講完趕緊回家睡覺。結果，他在海選中惟一勝出。

　　于是，王立群走上

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名聲大噪。

　　其實，王立群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成名”。

　　41年前，20歲的王立群參加了高考，雖然自我感覺考得很好，但由于政審的原因，他沒等發榜就到開封市一家小學當起了代課教師。在小學教書7年之后，又在一所中學度過了7年時光。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讓無數人激動難安，但是命運之神似乎并不眷顧32歲的王立群。按當時的規定，超過30歲的考生必須是1966、1967、1968三屆的高中生，因為這三屆沒有參加過高考。王立群是1965年畢業的高中生，參加過高考，不符合報考條件，錯失了高考機會。

　　第二年，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王立群決心考研，就近報考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這本是一個冷僻的學科，王立群絕對想不到日后還會出名。他只想進大學讀書，借此改變命運。

　　高中生直考研究生困難很多，一是工作繁忙，二是沒學過大學課程，三是沒有教材。“當時最頭疼的是外語，我高中時代學的是俄語，丟了14年，重新撿起來非常不易。”王立群說。他向單位同事借了一套西安交通大學的工科《俄語》教材，“啃”了大半年，竟然考過關了。

　　提起當年的政治考試，王立群有點興奮：“當時沒有政治經濟學教材，剛好開封市委組織部發了3本政治經濟學宣傳小冊子，很薄，我一天‘啃’一本。第四天，我看了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課一共復習了四天，考了91.5分，是我考的分數最高的一門課。”

　　他認為自己跟易中天有兩個相似之處：“第一，學中文，講歷史；第二，高中畢業直考研究生，還都是高中畢業以后失學多年才去考研。他是招研第一年考上的，叫‘黃埔一期’，我是第二年考上的，‘黃埔二期’。”

　　1979年，王立群走進了河南大學的校門。

　　“我一生的轉折點就是來到河大讀研，當時真有一種春桃滿枝、天新月圓的感覺。”他說。

　　二

　　研究生畢業以后，王立群留校工作。

　　“八十年代是改革開放起步的初期，做學問的氛圍還是比較好的。當時我們在高校主要就是教書，做學問。”王立群這樣評價八十年代，“但是當時困擾高校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就是收入問題，教師們經濟拮據，腦體倒掛，‘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一些人出去想辦法掙錢，剩下的一部分人開始踏下心來忍受貧困。”

　　王立群就是 “剩下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員。

　　“八十年代，學術研究多元化因素比較多，很多人嘗試用西方的理論來解讀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學，也出了一些風靡一時的作品，如當時有人用符號學理論來解讀中國文化，但我覺得它是兩張皮，太生硬。”王立群說。

　　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開始在不同價值體系的比量中尋找自己的定位，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發現中國文化對于現代新文明秩序的重構功能。這一時期，古典文獻學得到了很大發展，有人甚至提出了“重回乾嘉之學”的口號。

　　王立群認為九十年代是一個學術上相對繁榮的時期：“九十年代中期，我開始進入《昭明文選》的研究，到2005年為止，做了整整十年。主要是用傳統的乾嘉學派的方法，清理文選的注釋、版本的源流與演變。”

　　窮十年之功，王立群對《昭明文選》的研究開始“結果”。從2001年開始，他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學術界影響日深。他的《〈文選〉成書研究》一書，被認為代表了目前文選研究的最高水平。

　　2004年，王立群被聘為河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對于一個冷門專業的學者來說，這似乎已經抵達了頂峰，沒有想到的是，他又在61歲之時走上“百家講壇”，為全國電視觀眾所熟知。盡管學界對“百家講壇”的草根定位不無微詞，但與易中天一樣，王立群也認為“百家講壇”在普及國學、傳承文化方面功德無量。

　　“許多學者學問扎實，只是缺乏了這樣的機遇。”他說。

　　訪談

　　歷史還能熱多久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歷史熱”是怎么來的呢？

　　王立群：“歷史熱”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目前社會上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經典熱”等都在“歷史熱”的范圍之中。“歷史熱”由來有自，恐怕要從八十年代開始說起。那是改革開放起步初期，也是學術氛圍比較好的時期。因為此前政治運動較多，總是批判開路，大家不能安心做學問，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不是做學問的時候，直到八十年代，學術研究才真正起步。

　　經濟觀察報：八十年代也是思想上比較活躍的時期。

　　王立群：但是八十年代有一個問題，很多人嘗試用西方的理論來解讀中國的文化，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東西的價值都不太高。時間最終證明，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化，是行不通的。倒是乾嘉學派的重考據、重訓詁那種方法被很多人所接受。經過沉淀，到九十年代，我們對傳統國學的研究更加關注。正是有大量沒有在電視上露面的學者，做了大量的國學經典的整理、普及的工作，才為目前所謂的“國學熱”奠定了基礎。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從五十年代后，國學研究等于中斷了三十年。

　　王立群：恐怕還要上推到 “五四”。“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白話文，打倒文言文，必然有一個矯枉過正的問題，這也是很正常的，但矯枉過正留下了日后的隱患，就是好像過去的東西都不行。

　　經濟觀察報：也有人說，當前“歷史熱”、“傳統文化熱”的一個背景，是當前時政類的圖書很少，人們只好把眼光投向歷史，拿歷史說事。

　　王立群：這恐怕還不是最主要的。大量讀者并非從政治層面來讀歷史，而是僅僅對歷史感興趣，這是最廣大的一個群體。比如我在做簽售的時候，一位85歲的老先生排隊第一名進來了，他就是對漢武帝感興趣，要買過來自己看一看，滿足自己的愿望，僅此而已。

　　經濟觀察報：現在充斥熒屏的，都是這種講史的東西。

　　王立群：中國是一個史學傳統非常悠久的國家，中國史志制度的建立是全世界最早的，所以自古以來人們對史總是感興趣的，一方面出于好奇，另一方面希望從歷史中間獲得智慧，獲得經驗，所以這個東西是有廣大市場的，有廣大需求的，不是什么命令就干預得了的。當然需要有一定的把關，需要有一定的批評，應該有文章進行正面的批評，引導讀者。堵是堵不住的，即使堵還是要流傳的。

　　至于我們講歷史，力求講出一個真實的東西來，這個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于過濫的、過于虛構的所謂歷史劇進行的撥亂反正。過去的所謂什么 《大漢天子》、《漢武大帝》雖然風靡一時，但是今天看起來，都有不合時宜的、消極的東西，是要明確批評的。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國學熱”、“歷史熱”還能持續多久？

　　王立群：恐怕這個過程要很長，因為你這一代人看過了、厭倦了，下一代新人又起來了。歷朝歷代的人都在不斷地解讀歷史，總會有一些佼佼者出現，總會有大量的閱讀群體。“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十年以后的人們也會以自己的眼光去解讀歷史，還會出現一批新的作品。當然要給出一個盡可能正確的解讀是非常重要的，這要看解讀者自身的水平、修養、境界。

　　“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

　　經濟觀察報：也有人問，“歷史熱”、“國學熱”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到底有什么意義？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回光返照”，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面很少有現代文明的因子，比如說民主、科學、法治，在傳統文化中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

　　王立群：傳統文化源于農業文明，現代文明的因子的確很少。但是它包含的積極因素還是不少的。傳統文化講中庸之道，講倫理道德，講自強不息，講和諧。搞民主也好，搞科學也好，離不開一個大的人文環境，這個人文環境就是和諧，在這方面，西方文化有缺失。

　　經濟觀察報：張之洞主張“中體西用”，李澤厚先生在八十年代又提出“西體中用”。這兩種文化到底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

　　王立群：在真正的草根中間，在最基層的老百姓中間，傳統文化有非常深厚的基礎。我們這個社會的發展，應當還是以傳統文化作為底蘊。諸如民主建設等方面，這確實是我們以農業文明為傳統的社會所缺乏的，但是你要一下子照搬，從八十年代末的經歷看來，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要向法治社會、民主社會、市場經濟方向發展，這是大勢所趨，但是像我們這樣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怎么才能到達那個層面？這需要有一個摸索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我們擔心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過分強調傳統文化，強調國學，那么傳統文化中那些消極的東西，比如說那些為專制辯護的東西，那種反民主、反科學的東西，可能要阻止我們的現代化進程。

　　王立群：實際上學者在做傳統國學普及的時候，提倡的都是積極的因素。對于那些可能阻礙現代社會進程的東西，不會有哪個學者去講的，是會過濾掉的。

　　經濟觀察報：你是樂觀的，我們感覺好像不是這樣，有些人很樂于從所謂傳統文化中尋找根據，很積極地為舊體制辯護。

　　王立群：我倒還沒有關注到這個問題。我們在“百家講壇”解讀經典或者解讀歷史的時候，實際上是要把那些違反當今社會所公認的一些價值標準的東西過濾掉的，不能去講的。

　　清醒地對待歷史

　　經濟觀察報：現在一些歷史作品對皇權津津樂道，甚至有意無意地頌揚它、提倡它，希望它“再活五百年”。

　　王立群：一些電視劇，一些歷史題材的小說，可能在某些方面不適當地強調了一些應該摒棄的東西，但是我們在電視上做普及的時候，對這一點是非常清晰的：這種東西絕不能講，因為它不符合現代文明。因此我們講封建帝王時，一方面是講他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是批判他的歷史局限。我們要把他最丑陋的一面揭露出來，讓大家了解專制體制的丑惡、封建帝制的罪惡，我們要告訴觀眾，封建制度必然要滅亡，專制體制必須要摒棄。

　　另外，我們也需要文學批評，有人搞創作，就要有人搞批評。搞批評的人需要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對于那些提倡封建糟粕、維護皇權、提倡權謀的歷史電視劇、小說，必須進行批評和引導。從本質上來講，封建帝王都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不管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新聞出版機構也應該把關，公開宣揚權謀、歌頌皇權的東西，不能公開出版、公開上映。

　　經濟觀察報：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一直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王立群：做歷史評價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歷史評價還是要講歷史發展的功過。像秦皇漢武，你也只能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待他們。兩千多年之前沒有民主制度，中央集權制度就是當時最先進的制度，那個時候他們對中國國家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的凝聚都是有貢獻的，這點要肯定。

　　經濟觀察報：它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

　　王立群：那時候沒有先進的生產力，也沒有先進的文化，更沒有先進的社會制度。如果當時有先進的社會制度他不選擇，他選擇了封建帝制，那肯定要批判他。但是當時必須要有皇帝，當時必須要有那套中央集權的制度，才能夠維護住這個民族不至于四分五裂，所以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應該肯定它，但是肯定到什么程度，這個尺度還是要講究的。如能按今天的眼光來審視這個制度，它肯定是全錯了。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它的確是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先進制度。

　　另外一個是道德評價的問題。我們現在提倡的是要講道德，講正氣，樹新風，但是道德評價往往是很蒼白的。道德評價是服從于歷史評價的，不管這個人在歷史上道德如何惡劣，但是只要他對歷史發展有貢獻，你就得承認它是一個有貢獻、有作為的君王。

　　經濟觀察報：像恩格斯說的一樣，惡本身也是歷史前進的一個動力？

　　王立群：是，惡本身確實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之一。

　　用人性還原歷史

　　經濟觀察報：在解讀經典的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講歷史也是為了闡述你個人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可能反過來說，“尋章摘句老雕蟲”，就是回顧故人的本意。在這個矛盾里你會做什么選擇？

　　王立群：我覺得兩方面都不可忽視。一方面用傳統國學的方法去注釋經典，要更多地去精讀、閱讀、了解，這工作絕不可少。但另外一方面，從讀經典方面談出自己的感悟、心得、體會，這也是一種闡釋經典的方法，但是這種闡釋要選擇一個可靠的底本，要盡可能地符合經典的原意，然后給它一種現代人的闡釋。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對于最普通的老百姓來說，誰有時間讀《論語》？誰有時間讀《孟子》和《史記》？你給他講講概要，了解一些就可以了。對于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他絕不會滿足于這個層次，他要求更多地去讀原著，通過讀元典他可能體會得更深。所以這兩種方式我覺得其實都不可或缺，都有它存在的必要。

　　經濟觀察報：不管你還是易中天，都對僵化的歷史觀形成了一種沖擊、一種解構。以前是抽象化的、教條化的歷史，看不見具體的人了，人性沒有了，只有階級性，而你們在努力用人性還原歷史。

　　王立群：這涉及到了過去的教材編寫。教材編寫可能在設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們在《百家講壇》講歷史，與歷史教材的區別在什么地方呢？歷史教材是比較全面地介紹中國的歷史發展的流程，一個一個朝代進行介紹，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經濟制度，簡單介紹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教科書要為政治服務，為意識形態服務。但是我們在解讀歷史的時候更側重的是講人，剖析人性，因為你只有把人和人性講透了，對今人的啟迪才會更大。

　　經濟觀察報：你能總結一下個人的歷史觀嗎？

　　王立群：我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談不上什么歷史觀，但是我講史的時候有兩個原則。第一，廣泛地占有各種文獻資料，不光是史學的，還要有其他各種相關的資料，通過這些文明的碎片，還原一個較為真實的歷史，起碼是我心中比較真實的歷史，比較接近真相的歷史。第二，對歷史的解讀一定要站在今天現代人的立場，一定要用現代的觀念來解讀歷史。對歷史中丑惡的東西一定要批判，要摒棄，絕不能提倡。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