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凱

　　山西黑磚窯案的實質是勞動領域的系列刑事犯罪，是涉嫌拐賣兒童（或拐賣人口）罪、非法拘禁罪、人身傷害罪和強迫勞動罪的復合型犯罪，已經遠遠超出了非法使用勞工的范疇

　　自被媒體揭露出來后，山西黑磚窯強制勞工事件引起了有關部門和各界人士的聲討和關注。

　　性質：勞動領域的刑事犯罪

　　就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山西黑磚窯案有著一張清晰的犯罪網絡。在營利的動因下，拐騙勞工（包括童工和智障者）—黑包工頭—黑窯主—縱容包庇者，形成了一張利益相關、分工明晰的巨大犯罪網絡。沒有這張網絡，不可能形成目前這樣一種大范圍長期存在的惡性犯罪。

　　一開始，這張網絡就具有明顯的營利性。山西黑磚窯案的實質是勞動領域的系列刑事犯罪，是涉嫌拐賣兒童（或拐賣人口）罪、非法拘禁罪、人身傷害罪和強迫勞動罪的復合型犯罪，已經遠遠超出了非法使用勞工的范疇。

　　這種犯罪行為是在勞動過程中以營利為目的的系列犯罪，是我國社會進入市場經濟之后出現的一種新型犯罪形式和犯罪現象，它的重要特點就是資本與權力結合在勞動過程中通過控制和奴役勞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有些媒體稱這些被強制勞動的人為“包身工”，其實，在性質上這要比“包身工”惡劣得多。盡管“包身工”的勞動強度很大、待遇很低，但“包身工”是雙方通過契約形成的用工形式，是勞雇雙方都認可的。而山西黑磚窯案的勞工卻是被騙來的，沒有任何自由，生命健康等人的最基本權利沒有任何保障。它甚至都不是資本主義早期的一種對工人的壓榨“血汗工廠”，因為即使在這一類的工廠中，工人還是享有自由的，而黑磚窯則已經倒退到奴隸社會的奴工或奴役。更為駭人聽聞的是，這些奴工或奴役竟然有相當部分是一些未成年人和兒童。

　　從這一點來看，將這一事件簡單地說成是非法用工，顯然是不合適的。非法用工不涉及人身傷害，不涉及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而這起事件已經倒退到突破了人類文明社會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在現代社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確實令人震驚。

　　更難以想象的是，它并不是個別現象。在河南等地，有幾百個家長都說自己的孩子不見了，他們自發結伴到山西黑磚窯尋救自己的孩子。而僅山西南部的幾個縣，便有數百個此類的磚窯，幾乎都是同一類型的用工方式和勞動方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必須引起整個公安部門的關注。

　　不能僅局限

　　在非法用工和工資賠付上

　　按照山西省有關部門制定出的賠償方案，每位被強制勞工將獲得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每月約470元）三倍的賠償。但是，這是遠遠不夠的，這種賠償僅僅涉及勞動工資補償或賠償問題，是按照《勞動法》應該給予的。但關于非法拘禁、人身傷害等民事賠償權利都沒有涉及，拐騙勞工者、黑包工頭、黑窯主以及背后的縱容包庇勢力也應受到應有處罰，他們不僅要承擔刑事責任，也要承擔對于勞工和童工傷害的民事賠償責任。

　　而將受害者遣送回家的做法也是有問題的。出了這么大的事，簡單地賠付點工資，將受害者遣送回去，找不著人，這或許并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掩飾問題，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恰當的做法是應該盡可能讓這些受害者留下來，充分地調查取證，為下一階段事態的妥善解決準備條件。

　　在處理黑磚窯事件上，不能僅僅局限在非法用工和工資賠付上，還應涉及刑事犯罪附帶民事訴訟問題。這不僅是當事人的個人問題，更是一個政府責任問題。

　　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當地責任人，包括當地政府的有關部門和責任人要有勇氣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一個積極的做法是由公訴機關提起公訴，不要等到由當事人單獨提起。

　　首先是黑窯主和包工頭是直接相關者，他們必須要承擔責任。黑窯主和包工頭是一個利益鏈，黑窯主利用自己的資源和各種關系開了這些黑磚窯廠，他們雇用包工頭通過非法手段為他們斂財，縱容支持包工頭對勞工和童工施暴，涉嫌共同犯罪，當然難逃其責。

　　再有，沒有其背后的一些“保護傘”，僅憑這些黑窯主和包工頭是絕對做不到這一點的。這種現象以前在其他一些地方并不是沒有發生過，它與我國整個法制環境，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地方政府承擔的基本責任都是直接相關的。所以，更深層次的治理是要對產生這種罪惡現象的社會環境進行根治。

　　這是一個利益鏈，是一個違法犯罪的產業鏈。目前，相關部門和一些媒體僅僅是將這一事件的認定停留在非法用工上，涉嫌違反《勞動法》上，這是遠遠不夠的。

　　基于這點，我認為公安和監察機關應該盡早介入。不僅要追究拐騙兒童者、黑窯主和包工頭的責任，而且要追究相關政府部門及相關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

　　反思政府相關部門的缺位

　　應該說，在處理山西黑磚窯非法強制使用勞工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很堅決、很明確。但是，這樣一個惡性事件如此大面積地長期存在，為什么總是先由媒體揭露，中央批示之后才得以被整治？此前，當地各級政府部門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僅僅是說不知道似乎很難講得過去，也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在先前的相關報道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地方權力部門與這些黑惡勢力糾集在一起。這些窯廠并不是建在深山老林，而是就在村邊路旁，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可以這么講，這些黑惡勢力之所以如此明目張膽，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與有關部門或官員相勾結，織就了一張利益相關的網絡。這與當地有關部門的缺位以及一些官員的失職、瀆職，甚至共同犯罪分不開。

　　除了有些官員或部門從中受賄，獲取直接利益外，一種不正常的導向也助長了這種現象的蔓延。近些年，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追求GDP，對一些非法用工肆意侵害勞動者權益的做法，甚至對犯罪現象長期不聞不問，客觀上形成了一張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助長了這種歪風邪氣。而這種“保護傘”一旦形成，拆除起來則極為復雜，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其中暗布著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有一個誤區，似乎勞動領域就沒有犯罪行為，只有執行得好與不好的問題。在具體實踐中，長期存在的是對雇主的保護過多，對勞工的權利被侵害問題重視不夠，一些地方以犧牲勞工權益來追求經濟效益。山西黑磚窯完全通過對人的勞動力（甚至童工和智障者）進行剝奪，慣性地都采取這種非人道的違法犯罪手段來賺錢聚財，這與有關部門的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

　　山西黑磚窯事件，是一種在勞動領域的系列刑事犯罪。是市場經濟中所面臨的一個新的問題。對此，我們應該通過勞動刑法來解決勞動領域的刑事犯罪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和立法都很薄弱的，對于這個新問題，亟須從法律上給予解決。山西黑磚窯事件作為極為惡劣的勞動刑事犯罪案件，決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個性質如此惡劣的犯罪現象長期存在，有關部門怎么可能會沒有責任？像這類事件，僅僅處理到鄉鎮支書這一級就萬事大吉了嗎？相關的如勞動監察、工商、公安等部門以及我們的各級工會組織，相應地應承擔什么責任？什么人應對此事件負責，都應該有一個明晰的界定。也就是剛才所說的，或者失職、或者瀆職、或者共同犯罪，一定要弄清楚，但是必須要有相關部門及人員為此承擔責任。（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報記者 柯丹整理）插圖/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