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指什么?
李稻葵: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房地產的管理體制,這個新的體制是市場跟政府干預有機結合的機制。
記者:我們不早就有了政府的干預了嗎?這樣的政策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李稻葵:事實上沒有,事實上我們的干預都是說說而已,并沒有落實到實處,為什么呢?因為地方政府的興趣并不在于控制房價,地方政府還要靠高房價來進一步拍賣土地,所以我說我們的市場經濟,表面上市場經濟,房地產的市場經濟根子是非市場的,根子是非市場的,你在市場末端搞市場機制,當然是一塌糊涂了。
記者:地方政府也很無奈,我現在財政收入就這么多,你還要我發展,還要我給大家把福利,把城市建設都做上來,錢從哪兒來?
李稻葵:對,所以問題的核心是要進行一個徹底的、全面的、系統的財稅改革,地方政府不能被逼著去賣地,去靠賣地的收入搞經濟發展,地方政府他正當的、合理的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應該是從正當的、正常的,包括與中央政府分享的稅收稅源中來,這是問題的關鍵。
【解說12】
在李稻葵看來,只有從財稅制度改革入手,徹底改變地方政府依靠賣地收入發展經濟局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房價的問題。而目前推行的差別化房貸政策以及其他調控措施發揮的作用卻相對有限。
記者:你一直說二套房、三套房的改革是治標不治本,別人會不會覺得你太悲觀了?這還不夠緊啊?
李稻葵:很簡單,因為二套房、三套房的改革只是短期內控制了需求,只是短期的把需求方進行了收緊,這個東西沒有改變百姓的預期,很多百姓說,房價還會漲,你這個政策不可堅持,地方政府的興趣還是賣地,房價低了之后,地方政府肯定著急,這個預期是很合理的,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個動手術的改革。
記者:你能簡單描述一下,你理想中的動手術是什么樣嗎?
李稻葵:兩件事,第一,地方財政的改革,不能要求地方政府動輒就要搞配套的資金,國家如果有什么事要地方政府做,直接給錢。第二個改革是什么?就是房地產本身,鼓勵地方政府,允許地方政府去利用資本市場,去融資,拿了資金之后,然后拿出自己的土地進行開發,這個開發的房子產權歸地方政府,不要馬上拿出來賣,根據市場的原則,動員社會各界,動員網民來監督,怎么分配,分配給誰,以什么租金來分配,請社會公眾監督。
記者:有一種聲音說,只不過李博士讓地方政府換了一種牟利的方式而已,有什么差別呢,都是從房地產掙錢?
李稻葵:完全不同,為什么?因為從賣地來牟利是短期行為,地今天賣很過癮,一塊地動輒十幾億、幾十億就拿回家了,干什么都可以,這是短期行為。任何政府,讓我當政府官員,我也會這么干,我也有興趣。但如果拿這個地到市場上融資,來開發土地,長期持有,行為就變了,它是個長期的管理的過程,它的這個地,它的這個房子,由地開發出來的房子,能不能夠管得比較好,能不能夠促進本地經濟發展,能不能夠通過政府控制的房子來吸引人才,來進入這個地區,這就考驗地方政府長期的管理的基本功,也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從追求短期的經濟增長,變成了追求長期的穩定的健康的發展。
分導視三:
美國屢次施壓人民幣升值,我們該如何應對?
李稻葵:我的觀點是不能跟美國人玩這個游戲。
世界經濟格局悄然改變,中國該如何審視自己的國際地位?
記者:你說現在的中國有點像16歲的姚明那樣,你指什么?
李稻葵:中國經濟被金融危機突然間推上了前臺,我們確實沒準備好。
【解說13】
11月11日至12日,二十國集團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在峰會上,美國推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會遭到眾多國家的指責,另外,二十國集團也明確表示不支持美國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中國的施壓。李稻葵認為,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屢次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指責中國,純粹是美國的政治需要。
記者:就像奧巴馬一直說,他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了,他認為中國政府花了很大的成本來干預匯市,來保證人民幣的疲軟,所以他覺得,不管怎么著,你應該轉型成市場為基礎的匯率機制。
李稻葵: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
記者:怎么講。
李稻葵:他腦子里認為只要這個匯率能夠巨幅的升值,從1:6.8,升到比如說1:4,那么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中國的外貿順差就會下降,這個模型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這需要我們去跟他解釋,為什么呢?咱們一步一步地推理,幾步推出來。假如說匯率真是大規模升值了,從1:6.8變成了1:4,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我們的部分出口企業出現了虧損。但是再大的虧損他也要堅持。因為短期是不可能退出,短期你的設備已經投資了,短期你的工人已經雇了,你必須生產,而全世界,美國人一年之內、半年之內又找不出替代中國供應商的生產商,短期內不可能去馬來西亞,去印度尼西亞建廠,所以短期內這種巨幅的升值只能靠我們的出口商把自己的出口價格抬高,通過這個方式把升值的壓力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最后是什么結果呢?外貿的順差不會大幅度下降,反而我們在國外賣的產品的價格上漲,反而使得美國的通脹上升。失業的,買中國的中低端產品的美國家庭的生活更加困難,對誰都沒利。
【解說14】
李稻葵認為,促使人民幣過快升值,對中美兩國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并且,通過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大大降低,這本身就是對中美貿易關系極大的貢獻。
李稻葵:我們今年的外貿順差,根據我的推算,應該完全能夠降到GDP的4%以下,這個外貿順差在危機前曾經高達9%,兩年就降下來了。按絕對數字,今年的外貿順差很有可能降低到1800億美元。
記者:這降說明什么?
李稻葵: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內需在上升,說明我們的出口企業在部分地調整,在從出口轉向內銷,這就是我們對世界經濟做出的貢獻。這件事要反復反復跟外國人講。
記者:假如情況像您說的,用常識就可以解釋的話,美國的決策者怎么會不知道這一點呢?
李稻葵:美國的決策者首先考慮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話題,這個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即便他懂這個道理,他也不愿意承認這個道理。因為對于美國的公民來講,他沒有剛剛咱們說的五分鐘時間去解釋,有五分鐘他也不會耐心地聽,他寧愿看兩分鐘廣告,看兩分鐘電視劇,他也不愿意聽我們這個東西,我們這個東西多沉悶,誰愿意聽這個話題。
記者:但是這不是事關你們的利益嗎?
李稻葵:人家就愿意聽30秒的話,人民幣的匯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搶了我們工作,完了,回家了,這就是美國人膚淺的民主政治,再簡單不過了,這個游戲誰不會玩,都會玩。所以前總統克林頓上個星期在一次論壇里面,他反復講,反復講一個道理,會后我跟他面對面,他說我現在不需要競選任何的政府職位了,我可以講實話了,我應該把美國的問題向我們美國的百姓徹底地講清楚,那就是我們的金融危機不能怪中國,主要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講的實話,大實話,原因是什么,他卸任了,他屆滿了,他不用競選了。你奧巴馬還在臺上,他怎么會講這個話呢?再簡單不過了。
【解說15】
在李稻葵看來看,面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中國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特別是應該汲取日元升值的教訓。1985年9月,日本與美國簽訂了 “廣場協議”,承諾日元大幅升值。在協議簽署之后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日元對美元就升值了1倍,然而日本卻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后陷入了經濟危機,至今日本經濟還沒走出那場危機的陰影。
李稻葵:所以我想中國應該堅持原則,我們不應該容忍,不應該允許人民幣過快地升值,漸進式的、可控的升值,而且以自己的經濟情況,經濟結構的需要為目標進行調整。不能說你外面讓我升我就升。這樣子的話一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話,后果不堪設想。你讓我升值我就升,升完之后,貿易順差下來,你還讓我升,那就是日本1985年之后的殘局了,悲劇。
記者:他們的結果就是20年的經濟衰落。
李稻葵:所以對美國而言,戰略利益在于防止日本式的衰退,不能有通縮,對中國而言,戰略意義是要避免日本式的被動的升值,升值可以,但是我不能被動地升值,我不能被你牽著鼻子走。
我們在國際上把道理講清楚,在談判桌上把道理講清楚,同時采取措施,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兩三年時間,貿易順差降下來。到了那個時候,你還能說什么呢?美國人能說什么,所以我的觀點是不能跟美國人玩這個游戲。
【解說16】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世界經濟的格局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迅速崛起,中國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的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李稻葵認為,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越需要學習的精神。
記者:你一再提醒這句話,你說現在的中國有點像16歲的姚明那樣,你指什么?
李稻葵:我想我們是被金融危機,中國經濟被金融危機突然間推上了前臺,我們確實沒準備好,就好像16歲的姚明,身高可能一米九、兩米,表面上是很好的籃球運動員,實際上并沒有準備好,容易受傷,身體協調性不行,肌肉不夠發達,自我保護意識不強,籃球的明規則讀得很清楚,潛規則不懂,這就是我們的情況。
記者:但是我們看到,世行的行長有一個建議,說是要建立新的綜合的貨幣體系,比如說人民幣、歐元就被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國際地位上的?
李稻葵:我們的短期內,完全國際化條件不成熟。國際化要求你的資金完全放開,自由流動,但是我們現在的資本市場,金融機構還不健全。短期完全放開的話,資金很可能大規模流出。高貨幣存量所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我看來是中國經濟未來十年,乃至于二十年,我們必須嚴守的底線。
記者:但有人覺得你會不會太悲觀了。
李稻葵:我想經濟學的一個任務就是在大家特別樂觀的時候,沒有看到風險的時候,要提醒大家. 提醒,這就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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