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央視記者因受賄罪被拘傳的事件中，記者收受好處是否構成犯罪，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一直堅持，記者收好處，是純粹的職業道德問題。收受賄賂，必須與某種權力相關。記者有何種法定或者制度化的職責？對于記者來說，是否報道某一選題，具有選擇的自由。記者收受好處而不被大眾接受，是因為記者身負特定的職業道德，報道本身會對公眾產生影響，如果因為收受好處而影響報道的真實性，可能影響公眾的判斷。而要避免對別人產生不良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講是職業道德問題，記者并無法定的“應該報道什么”的義務。

　　在世界范圍內，也沒有一個國家對記者收好處是以犯罪來追究的，而更多是通過行業自律來解決問題。如果記者因為收受好處而造成報道偏頗或者失實，記者的職業生涯可能會就此了結，沒有媒體會再雇用你。但這個問題不能夠用公權力來解決。公權力的不當介入，用來解決媒體行業需要自律解決的問題，是對一個行業的強制干預，是對新聞媒體正常輿論監督工作的侵害。

　　中國報道：您一直關注媒介輿論監督權益受侵害的案件。相比之下，2008年發生的幾起事件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周澤：據我觀察，2008年之前，針對新聞媒體所謂不實報道的，主要是名譽侵權起訴，起訴者包括政府、企業甚至地方法院，這些案件勝敗不一。但最近兩年，出現了新的現象，就是直接針對記者治罪，以記者收受好處費，誹謗或者受賄等罪名進行追究。直接針對記者治罪，就是把記者和媒體切割開來，讓弱勢的記者個體無法抵御這種攻擊。

　　同時，利用“受賄”等極易引起公眾反感的罪名，把記者個體置于道義的不利位置，讓記者面對千夫所指，再沒有人關注新聞報道本身反映的問題，不再關心輿論監督本身是否正確，而只關心記者是否收錢。

　　可以這么說，當“受賄罪”成為追究記者責任的不二法寶，如果形成了這樣一種慣性思維，就是“如果記者沒有收受好處，為何要跑這么遠來報道這個事情”時，也就意味著我們的新聞輿論監督面臨極大困境，會岌岌可危。

　　我想通過參與這樣的案件，把記者從受賄指控的潛在威脅中徹底打撈出來。幾年來，我已經和50余人進行過“記者收受好處是否能構成受賄犯罪”的辯論，結果大家都被我說服。同時，我也不主張通過立法，把記者這種行為規定為受賄犯罪。我當然反對記者收受好處，但是職業道德問題應該通過媒體自身、輿論和行業協會來解決。如果被采訪報道主體因為對報道內容的質疑，隨意懷疑記者是否收受好處，進而動用公權力抓捕記者，那么這樣的“罪名”就成為一些人試圖報復記者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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