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那些停留在理論探討的問題，不都將迎刃而解？有了一套完整的慈善促進制度，我們不僅在大災的考驗之下還能做的更好，也同樣能夠兼顧發(fā)生在平凡個體身上的苦痛和困難。

　　今年是我國自然災害頻發(fā)的一年；但也正是在抗御災難的過程之中，催動著中國的慈善事業(yè)必須邁出關鍵一步。我們期待著，今年同樣能夠成為中國慈善制度正式建立的慈善元年。

　　搞好監(jiān)督是最大的“慈善”

　　任何事情僅有道德、良知和愛心是遠遠不夠的，迷信高尚目標不如指望正當程序

　　白貴秀

　　“大災之后有大愛”。此次汶川震災，給當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舉國同悲之余，紛紛向災區(qū)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出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華民族的同情心、道德感再一次得到詮釋。

　　人們不止一次被慈善者的舉動感動得流淚。一名靠行乞為生的殘疾少年用手“走”到募捐箱前，投入30元硬幣，一名衣衫襤褸的老人向募捐箱投去100元乞討來的活命錢……。這一切不禁讓人想到到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如何確保這些善款能真正用到災區(qū)人民的身上。這種擔心并非多余，此次救災帳篷非法流入成都的事件已經說明了問題的存在。同時，任何事情僅有道德、良知和愛心是遠遠不夠的，迷信高尚目標不如指望正當程序。如果僅僅從人性本善出發(fā)，則勿需任何法律制度，因為人人都是天使，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在一個法治的社會，必須從人性本身的弱點出發(fā)進行制度設計，建立一套完善的監(jiān)督制約機制是慈善活動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危機隱藏著機遇，“多難興邦”也許是這個道理。此次地震災害顯示出許多法律缺陷，以此為契機必將推進法制的健全和進一步完善。在這其中，強化對慈善活動的管理與監(jiān)督顯然是重要方面。

　　首先，強化監(jiān)督的前提是與之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的建立。而就目前來看，我國尚沒有慈善事業(yè)的基本法律。慈善公益組織制度以及機構的活動領域和救助項目開發(fā)等方面都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當前涉及慈善方面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yè)捐贈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等三部法規(guī)，但這些規(guī)章缺乏協調，不配套甚至過時，難以對慈善事業(yè)整體和慈善事業(yè)所涉及的社會關系進行全面的規(guī)劃和調整，也難以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保護。比如如何規(guī)制慈善活動，政府在慈善活動中的角色定位，善款的使用監(jiān)督問題以及因善款使用違背捐款人目的的爭議問題，慈善活動的透明度與隱私權保護沖突中如何進行協調，都需要進行立法界定。因此，制定專門的慈善法律法規(guī)是較為迫切的，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是更好的實現對慈善捐款監(jiān)管的必要條件。

　　其次，在實現對慈善捐款進行監(jiān)督的時候，要把握好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作用。政府作為公權力代表，是慈善組織的管理者，其在慈善活動中應當對慈善組織起到監(jiān)督作用，既要監(jiān)督募捐活動是否正當合法，又要監(jiān)督善款的使用情況，以防善款被非法使用。政府不能自己充當募捐主體，即慈善活動要依靠社會力量，政府要依靠社會中公民的主體意識、責任感或公德心的奉獻，而不是依靠公權力的權威而募捐。此次震災使我們看到了民間力量的強大，許多個人或組織組成志愿者團隊，有募捐的、有獻血的、有出義工的。民間的力量就是社會的力量，這說明處在公民和國家二元結構之間的社會，已經發(fā)揮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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