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川汶川震災慈善捐贈

　　大災孕育大慈善

　　如果不能夠從災難中總結經驗，及時把救災的體驗化為增進慈善事業的制度保障，我們有理由擔心，那些有良心、有責任的企業公民和普通民眾是有可能被淡忘在宏大敘事的視角之外

　　王鋼懿

　　在為救助汶川大地震的捐贈報道中，我們看到不少來自企業和個人的巨額捐助，不論是單筆最高捐贈還是普通民眾自發捐款的規模，相信都創造了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個個新紀錄。

　　在如此空前的災難面前，企業和個人所激發出的空前熱情和善舉確實震撼人心；不過，在看到如此多的企業動輒捐出千萬、上億的巨款，如此多的并不富裕的家庭和個人把他們數年的積蓄傾囊捐獻，感動之余，我們似乎也有必要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發展前途。

　　對于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在國家有困難的關鍵時期做出重大的捐助行為，會不會對于其今后的經營造成困難，而國家今后對于這些企業是否應該給予相應的扶持？如何保障這些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越來越強，而不至于因為他們承擔了更大的社會責任反而變成參與競爭的包袱、甚至被殘酷的競爭對手所淘汰？

　　另一方面是對那些普普通通的家庭和個人而言，即使他們現在生活尚不至于發生任何困難，而一旦今后他們自己遇到任何困難時，我們作為一個在大災面前如此強大而團結的國家，能否保證那“好人一生平安”的美麗承諾在他們平凡的身上一一得到兌現？

　　在經歷如此龐大的社會捐款之后，如果沒有一個保障奉獻了愛心的公民得到休養生息的制度，是否可能削弱國家和社會對于其他社會問題的關心、扶助的能力？

　　除了地震、雪災等大規模的災難，其實發生在許多平凡個體身上的苦難同樣需要得到我們持續的關愛；沒有鎂光燈、沒有宣傳冊，我們又如何保證他們的故事不被忽視？

　　雖然我們不相信這些巨大的災難會被遺忘，可是，如果不能夠從災難中總結經驗，及時把救災的體驗化為增進慈善事業的制度保障，我們有理由擔心，那些有良心、有責任的企業公民和普通民眾是有可能被淡忘在宏大敘事的視角之外。

　　如果說不久前，熱議中國慈善立法還存在不少理論的爭議，放在今天災后重建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就有必要立刻從當前的救災實踐出發，從維護整個慈善事業發展的緊迫性出發，加速慈善制度建設的進程。

　　如今社會所籌集的善款、所動員的力量在很多方面都已遠超出預期。而隨著社會富裕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將來社會慈善事業逐步積累的資源可能超越政府在短時間內所能夠集中的力量也絕非空談。而在長期的重建工作中，政府所集中的資源如何有效地在基層得到科學的管理、公平的分配，更加少不了來自社會和民間的外部監督。

　　由此可見，從大災中鍛造出來的慈善制度，自始就應是一個以社會、民間為主導的社會法。而參與慈善事業的主體，就正是今天所看到的多元主體，而不在于其資金的多寡。

　　政府觀念也應隨之轉變，認識到慈善捐贈同國家稅收一樣，在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較之以稅收的國家行為，慈善不僅僅有經濟支持的效用，更加凝聚了社會共同體的精神，可以極大緩解社會矛盾。倘若稅務機關能夠把他們用來推廣其他稅收制度的相同力度用來宣傳和推廣慈善免稅制度，甚至進一步簡化免稅申報環節、提高免稅額度，或者在推動年度納稅申報的同時開展免稅、退稅申報，也許今天的企業和個人捐贈還要高出目前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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