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時政評論家

　　炮打茅于軾正漸成時尚。論者往往斷言，窮人已無出路，他所謂應致力于讓窮人致富的說辭，不過是禍害窮人的“鴉片”。溫良如茅于軾先生，亦淪為諸如此類的革命話語的圍攻對象，在我看來，后者實在是找錯了對象。

　　被看作意見領袖的茅先生，其貢獻不僅在于言論，更在于扎扎實實做事，比如他一直在堅持的扶貧性小額貸款。很多人對這件事很不屑，言稱這既比不過富人一擲千金興醫(yī)濟學,也比不過政府一紙?zhí)柫顪p掉百億元農(nóng)業(yè)稅。確實，這點上他永遠沒法跟富人和政府比。但他的實驗所蘊涵的社會意義，卻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他搞的小額貸款，最重要的價值在于證明了農(nóng)民同樣具備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只要向農(nóng)民開放包括金融權利在內(nèi)的諸多天賦權利，農(nóng)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創(chuàng)造財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

　　中國的農(nóng)民無疑處于窘境之中。但他們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還是受制于體制之困？答案如果是前者，農(nóng)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要外部力量來“殺富濟貧”，救世主就須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后者，顯然就需要找到一個支點來撬動傳統(tǒng)體制，還權于農(nóng)民，只要真正做到還權于農(nóng)民，農(nóng)民于市場經(jīng)濟就會如魚得水。茅先生的實驗，正是一個旨在找到撬動傳統(tǒng)體制尤其是傳統(tǒng)金融體制的支點的可貴嘗試。

　　作為一介平民，并無任何特殊的權力可以倚仗，完全憑借個人努力來突破體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沒有從中謀取任何利益，這樣的品行可言高貴。茅先生的努力，不是空口白牙的窮人經(jīng)濟學，那是身體力行、貨真價實的窮人經(jīng)濟學。他說他為窮人做事，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讓窮人生活得好一點，他有足夠的底氣這么說。

　　而炮打茅于軾的“斗士”們，無分左、右，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爭相給自己戴上窮人代表的桂冠，十足一副老電影里往往可見的 “我代表人民槍斃你”的派頭。他們堅信自己獨占了一種話語權——為窮人代言的話語權。

　　“窮人話語”在當下中國確實生猛。叢林式的社會格局，注定了窮人在言論界和公共政策領域缺位，在利益博弈中缺位，他們因此缺乏通過集體努力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體制通道。這對那些紙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于是，在言論界，“窮人話語”空前繁榮。窮人就是天然正義，為窮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為正義的化身，很容易賺來喝彩。

　　于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一個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窮人代言人的異化。某些斗士在這個話語場信馬由韁，只依據(jù)自己的需要，而無須對窮人負責。窮人到底處于何種狀況，到底需要什么，他們并不知道。說到底，他們不過是用窮人做符號來包裝自己而已。那一場場窮人悲情秀，秀的只是自我加冕的代言人自己。而作為主角的窮人，其實從正義話語盛宴中并沒有多少實質(zhì)收獲，他們其實只是被當作題材，當作道具。轟轟烈烈的“正義盛宴”不過造就了有如過江之鯽的食客而已，窮人的遭際不過成了他們的食利空間。

　　這種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樣試驗小額貸款、辦保姆學校、用市場經(jīng)濟的手段幫助窮人脫貧致富的行動，無論其嘗試成功還是失敗，就都顯得特別可貴。中國需要改變，但只能以實踐來改變。中國從來不缺紙上的仁人志士，缺的只是行走著的仁人志士。用身體語言證實自己對信念的忠誠，這種人才是特別需要善待的。

　　然而，身體語言必須考慮后果，需要低調(diào)，需要平衡，不像純粹的言論那樣可以汪洋恣肆。這就注定了在言論的競技場上，行走著的仁人志士往往比不過紙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聳人聽聞，不可能為了迎合大眾而主張極端。但這么一來，他的言說就不免顯得寡淡無味。那些紙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對行走著的仁人志士抱以輕蔑。他們要的是賺取公眾的眼球，讓自己勝出，成為言論市場上最大的贏家。不過爾爾，與真理、與道德何干？

　　抗議對窮人的不公正待遇當然重要，為窮人請命當然重要，任何社會都需要這樣的人。但是，不是看起來為窮人說了幾句話，就足以夠得上“言論憲兵”、“道德憲兵”的資格。批評當然是自由的，誰也不應享有對于批評的豁免權。但批評也應該有邊界，超出邊界的所謂批評不叫批評，而跟所謂“革命大批判”沒有什么區(qū)別。有論者為無根據(jù)的道德審判辯護，認為公共評論可做誅心之論。但問題是，如果批評沒有邊界，可隨意定罪而無須任何舉證，這跟打棍子、揪辮子、戴帽子的“革命大批判”該如何區(qū)分呢？

　　必須明確一個常識：那種攻擊性的道德宣判，只應指向特定體制、特定規(guī)則，而不應指向具體的人。面對具體的人，必須抱以基本尊重。自由主義就終極價值而言，其實不過是人文主義，不過是強調(diào)人的自由，人的尊嚴。難道在把批判鋒芒指向具體的個人的時候，就無須考慮這些終極價值了嗎？不需要任何依據(jù)就給別人定罪，宣布別人為既得利益代言，從而在道德上置別人于死地，深文周納，無限上綱，這又哪是什么正常批評的風范？

　　這種風氣發(fā)展的結(jié)果，不僅是淪為靶子的具體個人受傷，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受傷——社會風氣會越來越趨于極端，越來越趨于乖張，越來越趨于狂躁。

　　利益分配的過度不均衡，導致劇烈的價值分裂和價值對抗，正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隱憂。而茅先生的主要價值，就在于以堅韌的實踐，幫助窮人探索一條自救的路。他為改善窮人處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彌合分裂，緩解對抗，他的所為正是這個社會的粘合劑。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粘合劑，來慰藉人心，來遏制正在彌漫整個社會的乖張和狂躁，來支撐我們在曲折悠長的路上，繼續(xù)走下去。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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