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最大順差國”是中國出口貿易“井噴”的象征，反映了以政府保護和本幣低估為核心的“出口主導”戰略的空前成功。

　　但是，并非“最大利益國”的“最大順差國”這頂帽子帶來了雙重壓力。外部是中國在貿易利益通道、利益擴大、利益兌現方面屢受困擾；內部是內需不足妨礙國內市場統一、削弱改革動能、對比較優勢抱殘守缺。

　　與其說中國即將獲得的“最大順差國”是頂值得驕傲的帽子，倒不如說它是逼迫加快經濟調整的鞭子。

　　商務部副部長于廣洲在

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今年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最大順差國，以現有速度增長下去，今年中國出口總額有望超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而到明年，中國出口總量有望進一步趕超德國位居世界第一。

　　“最大順差國”是中國出口貿易“井噴”的象征，反映了以政府保護和本幣低估為核心的“出口主導”戰略的空前成功。但是，這一在過去20多年得到驗證的成功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這一挑戰既來自國際貿易摩擦與貿易摩擦同曲線“井噴”帶來的外部經濟和政治壓力，也來自因內需不足而帶來的內部經濟壓力。

　　外部壓力是，盡管中國生產者依靠漸趨枯竭的“人口紅利”，以長期的高強度勞動、低收益水平和環境惡化的代價，為西方消費者帶來了提供著低通脹高水準的生活質量，但是，這一點并未得到充分認可。相反，以經濟和政治手段對中國施壓的現象有增無減。這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中國貿易的利益通道方面設置關卡。中國在低附加值生產環節的競爭力，被個別主要國際貿易伙伴名目繁多的貿易壁壘侵消，在近期，主要是以“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為訴求點；其二，在中國貿易的利益的擴大方面進行阻擋。這突出表現在對中國能源供應的探求意圖和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的責任，被有意放大和誤讀。這種誤讀實則是對中國發展權的有意忽視。其三，在中國貿易利益的兌現方面大打折扣。這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外匯投資的門檻歧視，及對

人民幣匯率政策自主改革的干擾兩個方面。

　　而當中國戴上“最大順差國”這頂帽子之后，上述外部壓力將進一步困擾中國。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看到，這種長期壓力，是在巨額順差產生的利潤中的一半以上將為跨國公司拿走的情況下為我們所承擔的。誠如商務部人士所指，“最大順差國”并不等于“最大利益國”。

　　而與此同時，過度依賴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也使得內部壓力表指數在不斷上升。這同樣導致了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妨礙了國內市場的興旺和統一努力——這是美國在1900年即做到的事，并使得美國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開始占據優勢；二是過度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削弱了改革的動能，產業結構調整這一命題在高額順差面前變得不那么急迫：既然現行模式能掙錢，何必冒風險調整？畢竟出口增長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發動機——這大概正是中國外貿走了日本、韓國的同樣路線，卻沒有在同等時間段上升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原因之一；三是捍衛了“比較優勢”是核心競爭力的謬誤，損傷了創新。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在放緩社會福利提升步伐的情況下維持的，這一優勢只具有階段性效果，不可能持續，否則將損傷中國經濟的根本面，并使經濟發展的目標迷失。

　　好在對于“最大順差國”背后的真正得失，政府并非不清楚，并通過

出口退稅調整、人民幣有序升值等手段，給出了中國企業調整結構的信號和時間。除此之外，還需在擯棄“創匯本位”、突出科技創新是核心競爭力的定義、開拓國內消費者分享外貿紅利的通道等諸多方面作更多探索。這需要政策面的大手筆，這種政策變化應是穩重而堅定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與其說中國即將獲得的“最大順差國”是頂值得驕傲的帽子，倒不如說它是逼迫加快經濟調整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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