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有序的市場是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而過細的權力指令得到的社會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加快住房保障體系的構建步伐，是清晰權力與市場的邊界并影響市場預期的正確舉措。

　　60%的住房在政府保障范疇之內，所釋放的信號不僅是政府保障低收入者住房的決心，也是改變購房者、投機者以及國內國際資本對市場預期的重要變量。

　　效法香港的一項中國內地版的“公屋計劃”正試圖從根本上抑制內地樓市的高燒。建設部眼下正以實際行動“迎接”建國以來規格最高的“全國住宅工作會議”，即籌建住房保障司。以此為信號，一場包括建設部、央行、國土資源部、財政部、民政部、國稅總局等參與的住房保障“會戰”即將展開。業內人士分析，未來40%的商品房將走市場調控路線，60%的住房則在保障范疇之內。

　　對于房地產市場，公眾對政府至少有兩個期待：其一，讓高燒不止的房價降溫；其二，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上述消息對于兩個期待而言都是利好消息，從歷史經驗上看，香港的“公屋計劃”一方面曾經重創香港樓市，另一方面，該計劃也讓200多萬人直接受益，公屋租戶所付的平均租金為市值租金的48%。而我們目前的政府規劃中，住房保障體系主要由兩限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構成。如果60%的住房在政府保障范疇之內，意味著這個體系的資源配置和將要受益的人數將會相當龐大，也意味著包括廉租房在內的發展空間巨大。

　　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問題，是政府應該追求也一直在追求的目標之一，被稱為24號文件的《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明確無誤地表明了政府的立場。但是自從住房商品化啟動之后，政府始終面臨著一個簡單而復雜的問題，即有關房地產的權力與市場的邊界到底在哪里？政府到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讓權力發揮作用？權力在何種程度上發揮作用才不至于逾越市場邊界？從而既能讓市場自由而充分發展，又能讓權力盡到應有的公共責任，使低收入者即使不能擁有房產也能有房可住。

　　檢視已有的房地產政策，上述問題迄今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權力與市場的邊界依然模糊。這種狀態造成的一個后果就是，市場似乎總是受到權力的干預，而權力也以為部分房地產商行為不軌，讓高漲的房價給政府形成了巨大壓力。也就是說，厘定房地產中的權力與市場的邊界需要繼續進行，否則，說話偏向極端的任志強的“丫環論”可能還會冒出來惹人矚目，而房價高漲不止的責任，公眾可能最終還是會指向政府。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訴求中，所包括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讓市場主體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權力必須堅守自己的界限，不進行隨便干預。要實現這個訴求，將樓盤規定為90平方米需要占到多少比例，而且需要主管機構一次次出來解釋這到底是一個樓盤的比例還是整體開發面積的比例，似乎都不能解決問題。權力應該做的是，在給市場創造必要的競爭環境并維持秩序的同時，通過制定有效的政策，讓被市場邊緣化的人群，也能分享到包括房地產在內的經濟發展成果，讓這些人不至于因為高漲的房價而產生絕望情緒。

　　顯然，這需要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因為這個體系可以讓人們在自己的經濟地位沒有得到改善的時候，能夠在政府的幫助下有一個基本的住房條件。政府所要發揮的作用，就是利用公共權力修補市場機制的缺陷，為真正有需要但又無力購房的家庭提供廉租房，給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當然，這不是說政府不能以權力干預市場，而是說政府不要直接介入市場，主要以宏觀政策(比如土地供應、信貸控制等手段)調控市場發展的方向。

　　有序的市場也是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而過細的權力指令得到的社會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近年來房價不聽調控迅速走高的社會現實，要求政府必須轉變觀念，以“減少干預，加大扶助”的方式，讓市場和權力各自發揮功能，從而保持一個有序的房地產市場和一個有序的社會。從這個角度講，加快住房保障體系的構建步伐，是清晰權力與市場的邊界并影響市場預期的正確舉措。畢竟，60%的住房在政府保障范疇之內，所釋放的信號不僅是政府保障低收入者住房的決心，也是改變購房者、投機者以及國內國際資本對市場預期的重要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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