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北京市勞動保障局日前編輯出版《2007年北京市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與企業人工成本狀況》一書，該書顯示，去年畢業的大中專學生，除去前10%與后10%之外，剩余80%的月平均工資“中位數”僅為1972元。

　　無論舉出多少條理由，如職業教育與社會所需相脫節、“80后”群體擇業意愿過于集中在京滬少數大城市等等，上述明顯偏低之工資水平，最根本，同時也是最難消弭的一條成因，還是就業形勢太過嚴峻。在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總體格局下，奢談居民收入顯著增長無異于癡人說夢。

　　經濟增長只是就業增長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上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提供240萬個就業崗位，屬于“高增長、高就業”模式。但在此后，GDP增長對就業拉動越來越�。ㄓ械哪攴萆踔脸霈F了負增長），2003至2006年間，GDP年增長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業崗位卻每年徘徊在800萬-900萬人左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新增80萬個就業崗位。

　　上述不利局面之所以產生，首先應從宏觀經濟層面進行檢討。事實上，從1998年開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明顯擴張性，旨在刺激消費、推動投資，但對就業拉動并無顯著效果。我們從國債投放的行業順序來看，排在前列的交通、通信、電力等行業，其實都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再來看貨幣政策，在本輪

宏觀調控開始之前，利率走勢基本處于下行通道。由于資本價格過低，中國不正常地出現了勞動力反而相對昂貴的局面，反映在實體經濟中，即呈現出資本替代勞動力的傾向。再加上信貸投放過于集中在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近年來提供了70％以上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非公部門屢屢受制于資金瓶頸。

　　部分政策取向上的偏差源自不甚恰當的認知誤區，如不少人士認為，工業化能夠自動促進就業，勞動成本低才有利于促進就業，等等，更有甚者，在效率優先異化成效率至上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在發展思路上沒有統籌考慮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普遍存在著重GDP輕就業、重稅收增長輕居民收入提高的取向，GDP增長與財政收入增長在一些地方成為衡量甚至考核領導者政績的硬指標，而就業目標與居民收入增長目標卻成了軟指標。

　　所以，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鑒于人口眾多而資本短缺的基本國情，中國必須選擇就業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各級政府應當把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規模作為首要發展目標，就業政策應該成為經濟、社會政策中最主要的考量，惟有如此，中國方可逐步實現就業增長—收入增長—內需增長—經濟增長之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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