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主持本報評論員 王梓

　　本期主持本報評論員 　周慧蘭 代忘 曹理達

　　3.4%、4.4%、5.6%，CPI漲幅一再試探人們的心理底線。2003年開始，中國連續4年保持了10%以上的經濟增長，此后，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再次成為考驗決策者宏觀調控藝術的焦點問題。“遏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國家發改委也于8月初下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動管控提價現象，并將此作為“政治任務”。央行“三率”齊動、財政部推出特別國債等等一系列措施，也表明了政策層宏觀調控的決心。

　　調控的意義不止于經濟運行本身，更在于穩定人們的心理預期。與中央政府各項調控政策并行的還有各地方政府穩定物價的政策，從成本到價格，“政府之手”隨處可見。針對CPI走高、農副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管控價格無疑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要深度調理宏觀經濟，針對價格的調控恐怕不如針對價格的改革更加有效而長遠，讓“政府之手”輔助“市場之手”，標本兼治，從而給人們以展望良性發展的信心，是調控的當務之急。

　　“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還能否持續？宏觀經濟是否會走向過熱？如何調理當下的宏觀經濟？如何認識和應對價格的快速上漲？針對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問題，本報特別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銀河

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進行深度分析，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144期。(周慧蘭)

　　一 通貨膨脹有多遠

　　《21世紀》：8月13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7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5.6%，這是否意味著通脹難以避免？您如何判斷接下來的價格趨勢？

　　莊健：一般來說宏觀調控有四大目標：GDP增長、物價、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其中經濟增長和物價是判斷宏觀經運行狀況的最重要兩大指標。盡管目前按國際上通用方法定義的中國CPI上漲5%以上，達近十年來的高位，但與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的兩次明顯通貨膨脹相比，目前的物價上漲水平還是比較溫和的，還處于一種良性通貨膨脹狀態。

　　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改革開放29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兩次明顯通貨膨脹情況。第一次發生在1988-1989年，這兩年的CPI上漲率都超過18%；第二次發生在1993-1995年，1994年的物價上漲水平曾高達20%。

　　第一次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費需求膨脹。那時，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剛剛開始，居民收入得到補償性的較快增長，而價格又實行雙軌制，老百姓的收入、消費和生活水平都相差不多，消費難以拉開檔次，當物價出現較大幅度變動的時候，大家就很集中地購買普通消費品，形成搶購風潮，進一步推動物價上漲。

　　第二次通貨膨脹由消費和投資雙膨脹引起。由于當時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增長都過快，導致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都以較大幅度上漲。進入新世紀以后，伴隨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居民之間的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改變。由于人們的消費結構升級，集中式的排浪型的搶購風潮很難再現，目前相對過多的資金(人們普遍用流動性過剩來描述)，不再單純追逐消費品，而是追逐包括房子、股票等保值增值的資產，從而導致了資產類價格的上漲。

　　此輪漲價與2004年類似，都是從食品價格上漲開始，但兩者也有所不同，2004年除了糧食外，煤、電、油、運等都出現了供應緊張，物價上漲的范圍很大，而這一次基本上是食品價格這一單純因素造成的，我們很少聽說哪個地方拉閘限電，總的來說物價上漲所波及的范圍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在近些年得到了長足的增強，來自國內外廠商的競爭十分激烈，廠家首先想到的是趁機占領這塊市場，而不是為了跟風漲價失去這塊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食品價格明顯上漲的同時，還有不少產品是處于供過于求或者是產能過剩狀態。因此，我國很難再現1980、1990年代高達兩位數的需求拉動型的高通脹。

　　從目前趨勢看，今年三季度CPI漲幅很有可能會比上半年要稍高一些。但到今年四季度，伴隨豬肉供應偏緊的問題會得到較大改善，肉價上漲的勢頭也會得到有效遏制，從而帶動食品漲價幅度趨緩或回落，四季度CPI的漲幅也會比三季度明顯回落。如果未來幾個月有關調控措施落實得比較好，那么全年的CPI水平有可能控制在4%-5%之間。

　　陶冬：其實，5.6%通脹的數據未必反映出實際通貨膨脹情況。一方面，服務業在CPI籃子中的比重遠小過居民實際消費比重；另一方面，由于產能過剩，大量制造業產品實際處于通縮狀態。

　　當下的通脹不僅是糧食價格的問題，城市居民對于價格上漲的預期正在發生變化。工資、租金和服務價格的上漲也可能是接下來會面臨的問題。中國的服務業與制造業不同，有提價的能力，成本上升有可能導致提價。

　　糧價上漲是非核心物價上漲，但對于整體通脹也會產生影響。如果受短期天氣影響，蔬菜價格上升一個月，央行不必采取行動。但是如果食品價格居高不下，消費者預期發生改變，央行則必須采取行動。

　　左小蕾：談“通貨膨脹”，要有一個基準，要有一個比較。之前我們一直都處在低通脹高增長的環境里，通貨膨脹增長率都比較低而且比較穩定。從去年年末開始CPI有上漲的趨勢。統計數據可以解讀為，在原來低通脹的水平上，現在的通脹預期有了一個上漲的趨勢。

　　不要把數據上的波動簡單地理解成通貨膨脹率很高，這樣是無法比較的，我們需要一個參照物，現在的通貨膨脹率與前兩年相比是高了，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數據呈現上漲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在對通脹率可能上漲的那種預期在提升。那么是不是高通脹就很難避免呢？也不是。數據顯示通貨膨脹呈上漲趨勢，那么就需要把這種趨勢認識清楚、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就能把通貨膨脹上漲的預期改變。宏觀調控就是觀察經濟的變化，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這對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很重要的。現在的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隨時有可能發生一些不規律性的變化。所以，密切觀察，實施有針對性的、適時調整的經濟政策，是現在的共識。

　　《21世紀》：在CPI上漲結構中，城市價格上漲5.3%，農村價格上漲6.3%。如何看待本輪農產品價格上漲？其原因和未來走勢如何？

　　左小蕾：這是好消息，表明農民的需求也在上漲。農民的需求上漲，說明農民的收入在上漲，兩者之間是有關系的。

　　農民的收入為什么會上漲？農產品作為一般消費品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生產過剩的領域。因為生產過剩，所以經常會打價格戰，價格一直保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卻不太會波及消費，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比較低的。收入的增加對消費支出的比例增長的影響不會很顯著。在這種情況下，這類一般消費品的價格長期都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農村的CPI突然上漲，表明了一般消費品的價格開始上漲，也就是說農民在這方面的消費支出能力肯定增強了。農民的消費支出增長了，說明農民的收入在增長。他們的消費傾向特別大，增加了一百塊錢收入，可能一百塊錢都用于購買吃的、喝的、穿的。所以這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一個反映。當然，我擔心的是，農民的收入增長是不是超過消費品的增長？否則的話農民的生活水平又會下降。現在需要從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的角度來關注這個問題，從而適當地穩定一般消費品價格。

　　關于農產品價格的未來走勢，從豬肉來看，它就是一個簡單供求關系，現在采取了很多措施來穩定價格。大家現在對通脹原因的討論分析還不夠透徹，價格為什么會漲上來呢？這個問題要討論清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應對措施，提前去調控人們的預期。現在比較多的說法是認為價格上漲是供求關系、季節因素、短期影響。這些應該說都是重要的原因，還有工資上漲的原因嗎？有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嗎？有心理預期的影響嗎？近幾次大的通脹都是從食品價格上漲開始的，說食品價格不是核心通脹，不等于它不重要，因此關注食品價格，從調控人們心理預期的角度去把握調控措施是必要的。

　　豬肉價格的上漲，直接原因肯定與供給有關，政府采取相應的措施是必要的和及時的。是不是僅僅是供給不足呢？通貨膨脹本身是一個貨幣現象。這種情況不是供求關系能簡單解釋的。如果僅僅局限于供求關系的解釋，可能會忽視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應對措施上就可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就達不到政策調控的預期效果。通脹有傳波效應，通脹預期上升，消費者的行為、市場的行為，都會向高預期方向調整自己的行為，把通脹越抬越高，產生螺旋上漲的可能性。

　　莊健：本輪農產品價格上漲既有國際市場糧油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因素，也有部分經營者趁機合謀漲價、哄抬物價的因素。但是擔心農民會因為害怕出現2005年的暴跌而不愿增加生產，我覺得沒有必要。

　　首先，農民經過多年市場經濟的考驗，也開始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預期。伴隨國家多項支農、富農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到位，農民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將得到有力保障；

　　其次，對于專業養豬戶來說，他們普遍具有多年的市場經驗，放棄養豬去做別的不合算；再次養豬戶多與承包商、經銷商甚至生產商簽訂合約，具有長期效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采取鼓勵措施，如對生豬疾病的控制，對意外風險的保險等，這樣養殖戶就會傾向于增加供給。生豬生產有一個周期，短期內供應偏緊，但隨著各項措施逐步見效，夏糧又取得豐收，食品價格上漲的勢頭會明顯回落。

　　二 如何把握新一輪宏觀調控

　　《21世紀》：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遏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這是否意味著宏觀經濟已經過熱？如果是，那么，是結構性過熱還是全局過熱？過熱的核心驅動因素是什么？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緊縮調控？

　　陶冬：中國經濟是否過熱，這個問題本身還值得探討。我認為，中國經濟在貨幣領域出現了明顯過熱，但在實體經濟上過熱并不嚴重。

　　實體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動力主要來自消費和凈出口。私人消費增長是好事，它是今后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引擎，應該鼓勵；進出口方面，貿易失衡的問題短期難以消除。由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及2004年、2005年新建了大量的工業產能，發揮了進口替代的作用(如鋼鐵、設備)，貿易失衡是一個結構性的長期問題。這兩點都是政府不應該管、也管不了的問題。投資增長主要來自基礎設施建設和裝備建設，這些與2004年的工業產能投資不同，是好的投資。

　　目前的經濟發展與2004年有重大差別。當時煤電油運出現全面緊張，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政府不得不對經濟踩剎車。今天，盡管物價、GDP和投資在漲，但是基礎設施的瓶頸現象并不明顯，暫時還沒有看出這種增長速度的不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有沒有問題？有。主要體現在貨幣領域，體現在通貨膨脹的死灰復燃，體現在資產價格的快速增值，體現在信貸增長的居高不下，這是貨幣領域的問題，需要通過貨幣政策來解決。但我不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全面過熱，也不認為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新一輪的一刀切式的全面緊縮。

　　左小蕾：如果要解讀偏熱的話，不能說GDP增長率9%就是不偏熱，11%就是偏熱，9%就是不快，11%就是快。短期內關于是否過熱的宏觀指標最重要的信號是通脹水平。高通脹高增長是經濟過熱的典型表現。不能說現在已經是高通脹，但是通脹的預期是一個上漲的預期。所以從短期內、從宏觀指標上，我們就要防止它向偏熱轉向了。從防止低通脹低增長的這樣一種態勢，變成防止高通脹高增長的態勢。

　　一般討論經濟過熱還是不過熱，應該是從中長期的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參考指標應該以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比較基礎。雖然我們沒有計算潛在增長率，但是可以做一些分析，從持續發展的角度，給定每個經濟體現在的條件，存在一個潛在增長率，超過了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說現在過熱了，因為這樣的高增長可能不具有可持續性。導致增長不可持續的約束條件是什么呢？從中長期來說，宏觀經濟增長的均衡條件是總儲蓄等于總投資。

　　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現在的總投資接近總儲蓄。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是投資推動的增長，要支持高增長必須加大投入，如果沒有足夠的儲蓄資源去支持它，經濟增長當然就不能持續，發生這樣的情況當然就是過熱了，這種高投資的模式也就不具有可持續性。現在就要加大各方面的調整力度，不能等到約束條件變成實際約束，經濟不能繼續增長就為時已晚了。

　　從短期來談過熱，高通脹一定是一個指標，但現在我們還是談通脹的預期上升，還沒有說能夠構成一個高通脹的水平。由于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說，存在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供應總量超過總需求的事實，我們要注意從供求關系的角度去調控它，也要從通貨膨脹貨幣形式的角度去調控它，此外我們還有很多的體制問題，所以應該全方位地去考慮這個問題。

　　莊健：過熱問題也談了很多年，前些年叫作非典型過熱，就是高增長與低通脹并存。中國的經濟過熱總是和結構失衡問題相連，如當前經濟增長主要是來自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的拉動，國內需求增長相對不足；而從產業結構看，目前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推動，農業、服務業增長相對緩慢，需要加強。

　　為什么中央現在的判斷是經濟增長過快而不是過熱呢？實際上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不希望用過于嚴厲的措施導致經濟增長大起大落。中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之間往往沒有明顯的時間間隔，若是調控不好，通貨膨脹很快就變成通貨緊縮。在經歷了對1993-1994年過熱進行大力“治理整頓”導致1998-2001年的通貨緊縮之后，政府有關部門擔心如對目前的高位增長采取過于強烈的降溫措施是否會導致經濟再次陷入過冷和通貨緊縮。在就業等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國家并不愿意看到通貨緊縮。

　　另外，我們不僅僅要看已實現了的經濟增長水平，還需要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如果潛在的增長能力較高，能夠支撐經濟高位運行，那硬壓下去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因而，我認為下一階段的調控還是會以“有保有壓”、結構調整為主線，逐步解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性失衡問題，促進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三 價格杠桿與價格改革

　　《21世紀》：8月6日，國家發改委下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動管控提價現象。對于越來越高的物價水平，政府應當如何調控？怎樣才能實現遏制過熱的宏觀政策目標？

　　左小蕾：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從短期來說有它的必要性，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是我認為從長期來說，可能會留下一些新的問題。從短期來看它能穩定物價、為民生著想，所以有其必要性。從長期來看，肯定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我們做事不能一刀切，按道理控制物價也要看一看具體的情況，哪些東西漲得是有道理的，哪些東西漲得是沒有道理的，不要一刀切。但是實際上往往不可能做得很細。

　　我覺得政府一直在努力進行調控，比如控制豬肉的價格，發展生產、增加供給，財政部出臺了好多的政策去扶持這個產業。任何的政策執行都有一個過程，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就是價格控制，這是最快的、立竿見影的，所以政府先采取了這個措施。然后政府也在回收流動性，也就是說在分析清楚了這個背后的原因以后，所有針對性的措施就都是一個組合性的政策，是一個綜合性的治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就是從貨幣的角度全方位地去治理它。但是這些政策都有一個執行和傳導的過程，效應要有一個時間區間才能顯現，不要老是期待著立竿見影，這是不太可能的。

　　陶冬：糧食、肉類是全國調配的軟商品，不是某一個市長能解決的。而且它們的生產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地方政府采取行動，遏止物價上漲，最多只能起一點表面作用，很難治本。最好的例子就是蘭州牛肉面限價事件，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將一碗面的價格從三塊壓到兩塊五，結果是餐館在肉和面的數量上做手腳，消費者一碗面吃不飽了。這是典型的政治動員式行政干預下的結果。

　　我認為政府需要大量從海外進口糧食和肉類，以此來解決國內農產品市場的供需失衡，抑制物價的超速上升，同時通過財政補貼手段，減輕城市低收入人群因通貨膨脹所承受的壓力。

　　中國積累下這么大的貿易順差，多增加進口，減少一些順差是合理的。同時也可以給進入大選年的美國帶來好處，有國際政治關系上的正效應。農產品進口有國家安全上的敏感性，但這是工業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的結果。今天在糧食自給問題上的爭論，有點像1990年代初的在石油問題上的爭論，最終的結論早由中國的發展和工業化的進程給出來了。中國在農產品問題上現在也走到了這個門檻上。

　　在政策措施上，我想加息勢在必行。加息很難減輕實物供應上的壓力，不可能提高生豬供應，但是不加息，實際儲蓄利率必然會深深進入負值，將資金擠向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加息不是貨幣緊縮，而是使利率水平與變化中的通脹水平相適應，維持一個中性的貨幣政策。我認為，中國今年下半年至少會有兩次加息，明年至少會有三次加息，儲蓄利率的上漲幅度會大過貸款利率的上漲幅度。

　　莊健：有一些問題并不完全是由市場因素造成的。有人分析現在豬肉漲價除了供應問題之外，可能與流通環節、屠宰、檢疫等部門的壟斷地位有關，他們趁機加價也有可能造成這樣的局面。所以針對市場失靈的問題，政府出面制止價格聯盟、消除壟斷也是十分正常的。盡管在體制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還要采用一些行政性手段調控經濟運行，但總的方向應該是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充分發揮各種市場價格信號對供求關系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針對經濟增長過快問題，上半年政府更多地運用了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側重于總量調節，政策的靈活度也比較高，而財政政策側重于結構調整，出臺需要經過很多的司法程序，因而較為謹慎。

　　由于貨幣政策側重于總量調整，很難照顧到結構性問題。比如加息就不可能對經濟結構調整起明顯作用，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一視同仁的，對所有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都一樣。因此現在大家都希望財政政策，比如通過調整稅率和財政支出安排，達到到結構調整的目的。

　　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微調的方式有助于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而且只要方向不變，調控效果會逐漸顯現。這一點普通老百姓可能體驗不到，國有大企業也許不太在乎，因為他們的利潤往往靠壟斷獲得，對利息并不十分敏感，但市場化比較充分的中小型企業的感覺就很明顯。

　　《21世紀》：在這一輪漲價背景下，價格改革備受矚目，除了農副產品價格，能源價格、公用事業產品價格等一系列價格改革何去何從？在當下的宏觀形勢下，應該暫緩這些改革還是加大力度推進改革？

　　余永定：中國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成品油、電力、水等資源性產品價格過低，礦產品的資源稅過低，環境污染成本過低等問題。調整的進一步展開是十分必要的，這些必然導致物價的進一步上升。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改善資源配置，盡管會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產生不利影響，許多價格調整措施依然是必要的。但考慮到通貨膨脹惡化的大環境，比較穩妥的做法是，在微觀放開(調整價格)的同時，在宏觀(總量)上加強控制。在有些情況下，價格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

　　左小蕾：這些改革現在肯定是被抑制了，現在價格體制改革遭遇較高通脹率的掣肘。我們錯過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時機。在低通脹的時候沒有及時調整，現在通脹呈增長態勢，不太可能調整這些價格制度。在去年、前年通貨膨脹水平只有零點幾的時候，應該下決心調整能源價格機制，調整資源稅。今年再想要調整，肯定要投鼠忌器，在現在高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資源稅一提，企業馬上就轉嫁，把產品價格提起來。控制通貨膨脹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相關的價格機制調整就要讓位。關于資源稅的問題早就提出來了，不可再生的資源被用來出口、能源公司海外上市，資源稅低得不得了，這是國家資源的一種流失，應該早一點想辦法解決。

　　盡管如此，資源稅問題還是可以提出來的，因為需要經過一定的人大的討論程序，資源稅實際上并不會馬上征收。經濟形勢就是這樣瞬息萬變，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宏觀經濟環境發生變化。進行價格機制改革，應該要抓住所有的時機，不能讓形勢變化困擾和延誤了改革。

　　陶冬：這一輪價格上漲，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它關系到國計民生和社會和諧。在零售物價趨于穩定之前，我相信在政府可以控制的其它領域，價格調整需要延期。

　　這個過程會制造一系列矛盾。比如，中國

原油價格與國際接軌，但

成品油價格沒有與國際接軌，中國煤炭價格與國際接軌，但電力的價格卻仍受控制，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行政干預，必然帶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較力，從而為價格改革帶來不利的影響。

　　莊健：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公共事業的產品價格，水、電、煤氣，長期處于低價格，所以導致對它們的消耗、使用都不太在乎，造成了這些領域的浪費、低效率和緊缺。不推進這些方面的改革，“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如果只是依靠行政性手段，而沒有市場化的因素，沒有價格機制在起主導作用，也不是一個治本的辦法。

　　但我覺得目前這些方面的改革有必要推遲進行，因為如果目前出臺，無疑會加重通貨膨脹態勢。今年如果四季度物價水平平穩了，我覺得可以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陸續推出這些方面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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