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際勞工組織舉辦、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承辦的“亞洲就業論壇”于本周在北京開幕，來自亞洲22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代表，國際勞工組織和其他相關關國際機構的代表共300人參加了該論壇。

　　該論壇旨在交流亞洲各國與地區在創造就業方面的經驗，論壇主題為“增長、就業與體面勞動”。近年來，亞洲地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而就業問題也令人關注，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之間的關系，是亞洲國家與地區普遍面臨的重要問題。除此之外，從人口紅利角度去審視一些亞洲國家也頗具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現在必須為未來的老齡化社會未雨綢繆。在此次“亞洲就業論壇”上，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簡稱ILO)提交的研究報告指出，到2015年全亞洲的勞動人口將增加2.21億，從當前的18億躍升到20億以上。

　　有關報告從“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角度分析了亞洲諸國的人口撫養比(非工作人口除以工作人口)，認為伊朗、不丹、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受惠于工作人口比例的增長，但新加坡、韓國以及中國的部分地區將提早到達“人口懸崖”(demographic cliff)，因此各類公共服務必須未雨綢繆，以應付人口結構的急劇變化。

　　人口學和經濟學上經常提及的“人口紅利”，指的是當一個社會的生育率下降時，人口撫養比隨之下降，在照顧兒童和教育青少年等方面的開支便可相應縮減，節省下來的資源可用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人口紅利”必須“有借有還”，它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只能持續約四十年，當這一代的工作人口進入退休年齡，而年輕一代進入工作年齡后，人口撫養比將驟然上升，使社會在照顧老年人方面的開支迅速增加，形成沉重負擔。

　　ILO的報告指出，亞洲地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是前所未見的，在一些地區這一比例甚至將高于四分之一。在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的進程”在加速，致使“老齡化現象來得較快”。

　　事實上，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老齡化和“人口紅利”問題，近年來在國際上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世界銀行去年9月和今年3月公布的兩份發展報告都有詳細的分析，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于1968年前后，于2010年前后終結。按照世行的分析，

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得以迅猛增長，約有27%的功勞來自于“人口紅利”。中國現時11%的人口在60歲以上，總數為1.44億，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到1.6億，2015年升至2億，2044年更高達4億，在養老和醫療等方面將可能造成較大的財政壓力。

　　面對未來“人口紅利”時代的終結，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布隆教授(David Bloom)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關亞洲“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他提出的政策建議在國際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布隆認為“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開啟了一扇“機會之窗”，有關國家必須把握好這幾十年，一方面借人口紅利的機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也必須趕在“機會之窗”關閉之前盡快為進入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

　　布隆的政策建議可以歸納為三大方面。首先，要重視醫療政策，良好的醫療條件能幫助經濟產出，盡管其效果不會馬上顯現出來。布隆認為當人口紅利終結時，在養老保障上負擔沉重的政府將難以調撥足夠資源改善醫療水平，所以有關工作應趁“機會之窗”大開之際快速展開，這包括了提高嬰兒護理水平，提高女性的再生育健康等，而最為關鍵的則是給予低收入群體大規模的醫療救助，因為花錢看病從來都是致貧的重要原因。其次是不斷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最后，還必須在勞工市場、人力資源以及金融市場上推出配套的政策。

　　布隆應對“人口紅利”終結的總思路是政策制定者必需以前瞻性的眼光來思考人口問題，考慮到改革成效的顯現需時，政府應大力投資于教育、醫療和創造就業之上，而且越快越好。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