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王娜

　　一份題為＜高校負債問題的專題研究＞的課題由北大教育經濟研究所完成(以下簡稱＜研究＞)，擴招后高校舉債的發展成因和危機根源再次被關注。

　　與以往不同的是，＜研究＞首次從“政府、銀行、高校”三方視角，對高校舉債成因做出綜合分析。

　　＜研究＞認為，不能把高校舉債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擴招”，而認為這是擴招后在政府財政支持力度減弱以及學生數量急增的雙重壓力下，政府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和高校多方利益契合的體現。

　　誰讓高校舉債？

　　區別于以往研究中的單一歸因，＜研究＞首次從“政府、銀行、高校”三方視角，對高校舉債成因做出綜合分析。

　　自1993年開始，中央政府層面多次表態：“國家鼓勵運用金融、信貸手段，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研究＞認為，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推動高校負債融資政策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

　　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以來，土地出讓金一直作為地方政府的一項收入，不納入政府預算管理。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相關調查，目前，土地轉讓金收入約占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之下，高校擴招后，不少地方政府積極投資開發高教園區、大學城項目，希望由此一方面拉動城市社會、科技、教育的綜合發展，另一方面能增加土地轉讓金收入，擴大預算外資金規模。

　　“這也為日后高等院校貸款規模的失控留下了隱患。”＜研究＞報告執筆人鮑威說。“盡管有的地方政府出臺的財政貼息政策在短期內減輕了高校高額貸款的利息負擔，但部分研究也表明，高校不可遏制的貸款規模也正是財政貼息所實現的‘四兩撥千斤’之杠桿功效。”　

　　在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引導的同時，貫穿始終的是擴招后政府財政投入的嚴重不足和高校教學評估標準上調。＜研究＞指出，這也是促使高校紛紛作出負債融資選擇的隱形力量。

　　一方面，國家財政撥款的總額從1993年的154.6億元增至2004年943億元，增幅達5倍，而其在高校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卻從原有92%下降至47%。

　　另一方面，從國家財政性經費的具體構成來看，對應擴招后高校需求增長的最核心的基建撥款，1998年占高校總收入的11.9%，而2004年該比率只為4.5%。

　　2006年11月-12月，課題組在西部某省調研時，走訪了一所原隸屬某部委管理，2000年劃歸地方政府管理的一省屬高校。

　　據該校財務處提供資料顯示，校園面積從1998年的614畝擴大至2006年的1451畝，校新建了一批教學樓、實驗樓，建成了教育科技中心，擴建了

　　據該校財務處相關人員介紹，學校劃歸地方后，2001-2005年地方政府對該校的預算內基建投入為零，該校現在貸款6個億。而據他介紹，一所鄰近省屬學院在每年財政撥款加學費收入兩三千萬的情況下，貸款兩億，最近又簽了700畝地。

　　＜研究＞認為，教育部始于2003年的“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雖然在保障高校教學質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對央屬和地方院校采用統一的評估指標體系，迫使外部經費籌措能力相對較弱的地方高校努力通過銀行貸款，竭力解決基礎建設經費不足。

　　另外，＜研究＞中提到，在這一時期內的銀校合作也是金融機構擴大業務空間，改善資金流向的合理選擇。

　　高校債務危機凸顯

　　“在政府和銀行雙重因素推動的背景下，從高校的視角分析，負債運作他們是擺脫擴招后財務困境的現實選擇。”鮑威說。

　　西部某師范大學財務處負責人對課題組說：“目前學校貸款總額超過了4億元，都是掛賬，這在我省是比較少的學校。由于2002年學校百年校慶用3000萬元進行校園改造工程，2003年學校又面臨本科教學評估。但財政撥款沒法增加，學費收費標準也不斷降低，財政撥款和學費收入僅僅能維持學校正常的辦學，所以有了貸款辦學的思路。”

　　根據課題組推算，1990年高校生均繳納學雜費水準為25元，1998年達到2145元，而擴招后依然保持學費增長的勢頭，2004年提升至4857元。與此同步，高校經費收入結構中學雜費收入的所占比例也急劇上升。

　　另一方面，根據2002年的數據，學費占農村和城市人均純收入的比例已分別達到177.6%和80%。課題組依此判斷，“目前，學費水平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眾的付費能力，提升空間極為有限。”

　　而一度被認為在高校形成多元化經費籌措機制中最具潛能的校辦產業和捐集資收入在高校收入中的比例都停留在1%的水平。這一切最終促使課題組判斷，“對資本市場的高度依賴性則可以理解為近年中國高等教育財政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

　　但是，需要值得關注的是，高校借債八年來，債務危機緣何在近兩年集中凸顯？

　　＜研究＞認為，首先在于有效的貸款監控體系和風險防范機制的缺位。目前高校貸款監控體系和風險預警機制的建立還停留在中央政府層面，對地方院校的貸款行為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管。

　　其次，是近年來存款準備金率的連續上調等政府貨幣政策的調整導致銀行的貸款發放和回收管理趨緊。

　　另外，據國有某商業銀行報告統計，截至2006年6月末，該行教育行業貸款余額355.2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19.6%。而其中不良貸款余額為6.92億元，比2005年同期上漲27.2%。鑒于

　　此外，近年政府開始減緩高校規模的超速擴張，這對于那些將學雜費收入作為主要還貸資金來源的高校而言，無疑是重創。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許多公辦高校的管理者缺乏債務危機意識。

　　正如某高校管理者所說：“前幾天我們還在省里開會，主要就是讓高校表態。你能不能還款……說實在的，我們當時幾個校長也是明白的，不能還也得說能還，不然就得不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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