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今年以來，商品與服務，尤其是與普通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與服務價格出現加速上漲趨勢，油價、菜價、肉價、車票、房租、水電都漲了。中央銀行日前發布的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也已承認，目前中國價格上行壓力加大，通脹風險值得關注。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尤其是中低收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支出迅速增加，生活壓力加大，很自然地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實際上，某些企業、行業已經開始提高工資。最令人矚目的新聞是麥當勞宣布，中國內地815家麥當勞從9月起全面漲工資，漲幅在12%-56%不等，平均增長30%。

　　應當說，這樣漲工資確實可以部分地減輕員工因為物價快速上漲而承受的生活壓力。但是，假如像

麥當勞那樣的一般服務業，深圳那些處于相對低端的生產環節的各企業、各行業普遍上調工資，那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真正降臨了。而一旦進入通貨膨脹狀態，則普通工薪階層的工資永遠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

　　嚴格來說，價格上漲只是通貨膨脹的表現形態，通貨膨脹的根源是新增貨幣發行過多。貨幣發行量超出市場交易需求量，必然導致貨幣貶值，物價上漲。但是，中央銀行增發的貨幣，并不是同時、均勻地進入市場過程中，價格不是同步、以相同幅度上漲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通貨膨脹其實就沒有危害。

　　事實是，由于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不可能像直升機在城市上空撒錢那樣，所以，總是有一些行業、企業、政府單位通過某種渠道直接得到中央銀行增發的貨幣。這些企業、行業、單位的收益增加，員工收入也會迅速增加。而后這些企業、行業、單位及其員工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增加，于是，向他們供應商品和服務的企業、行業、單位的收入增加，其員工的收入也會增加。其他企業、行業、單位及其員工的收入會陸續增加。

　　因而，通貨膨脹具有再分配的效應。而且，這種再分配是逆向的，即收入本來就高的最早得到通貨膨脹收入，且收益率最高，而收入本來較低者，較晚得到通貨膨脹收益，且收益率較低。在中國尤其如此。過去幾年，壟斷行業、

房地產行業、某些投資品行業如煤炭、電力等行業，企業利潤迅速增長，員工收入迅速增長。隨后，一般加工企業及其員工的收入也出現了增加，所以，統計說過去幾年員工工資快速增加，也許是可信的。當然，所有這些收入增加，最終都會傳導到糧食、食品等行業，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糧食、食品價格開始上漲，農民、農產品加工者似乎也獲益了。但是，就業于一般加工業、一般服務業及農業部門的人口，收入增加節奏明顯地滯后于其工資增加節奏，幅度也低很多。

　　可見，通貨膨脹對經濟活動的危害是導致價格相對結構扭曲，從而誘發某些未來被證明為錯誤的投資；通貨膨脹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在于，收入的相對結構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通常是惡性的：富裕的群體收入增加最多，而低收入群體，因為就業于最終消費品生產行業和一般服務業，其收入增加出現得最晚、增加得最少。但在之前，其他行業對這類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已經帶動了其價格的快速上漲，而低收入者對于此類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又最為敏感。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型繁榮周期內，價格上漲的壓力不公平地加之于低收入群體身上。而不論是CPI還是核心CPI(一般指剔除了食品和

能源消費價格之后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或者任何其他總體價格、總體工資水平數據，都無法反映這一點。

　　在通貨膨脹型繁榮中，工人無須向誰要求提高工資，因為所有人的工資本來就在增加。低收入群體要想保持生活水準不變，只能要求企業將自己工資的增長率人為地調高。問題是，低收入者就業的行業對勞動力成本本來就最敏感，企業自發超常規提高工資的余地很小。即便要求政府干預，也無濟于事。當然，他們可以要求政府直接發放補貼，這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生活壓力，盡管這種補貼在時間上必然是滯后的，幅度也難以達到彌補其因通貨膨脹所遭受的福利損失的程度。但補貼大量增加，又可能推升價格繼續上漲。

　　事實上，目前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最大的風險在于，一旦政府部門確認了通貨膨脹的事實，并出臺強力反通脹措施，則當初錯誤的投資必然要被清除，由此會引發一系列問題。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對此恐怕要有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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