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 童大煥

　　在最近的《福布斯》雜志“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成為亞洲經濟體中稅負最重的國家，全球排名第三。對此，中國國稅總局近日在其網站上回應說：“不論是以不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口徑，還是以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口徑來進行衡量，我國與國際水平相比，都處于較低水平。”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拉鋸戰了。每年《福布斯》雜志發布“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都名列前茅，每次都引發國稅總局的正面回擊。

　　國稅總局“以數字說話”得出的20%左右的稅負是可信的。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只是預算內的稅負。

　　中國百姓還承擔著第二重稅負，就是預算外稅負。如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2005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土地出讓金5000億元、社保8000億元等預算外收入，我們真實的稅負已經達到31%至32%。”

　　還有第三重稅負，就是行政壟斷導致的變相稅負。諸多行政壟斷企業一方面不斷為“虧損”而抱怨不休要求漲價，另一方面卻屢次神奇地被評為亞洲最賺錢企業。

　　財政部7月26日數據顯示，僅2007年上半年，國有企業已實現利潤7535億元，同比增長31.5%，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5418.3億元，同比增長29.6%。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于行政壟斷企業。除去稅金，一年利潤超萬億元，相當部分是通過壟斷高價方式掏百姓和其他企業腰包得來。而且，這些利稅，都是在扣除壟斷企業的工資、福利后所得。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也就是說，中國公民和普通企業的負擔中，已有相當一部分支付了壟斷企業的利潤、稅收和員工高工資。

　　第四重“稅負”，是那些“灰色負擔”。發改委今年針對北京、

石家莊、濟南、廣州、成都、西安六市的一次涉企收費檢查顯示，僅土地部門違規收費已高達10.97億元，遠超過去年六個城市八個部門的全部違規收費金額(《新京報》2007年7月28日)。甚至有

房地產商公開曝出“黑幕”說，

房價中有40%被各部門瓜分。我國把年收入12萬以上定為“高收入階層”，事實上這樣的收入在北京四環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 (有關部門公布的均價為13696元)，按揭80%的話，貸款20年光月供就超過5800元，這就是中國“高收入階層”的幸福生活。

　　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美國分配率為58%。中國工資只占GDP的12%，加上農民收入(假設為工資)不到GDP的10%，勞動者工資總額不到GDP的22%。根據中國社科院李志寧教授的估算，我們用占GDP1/4的工資加福利，養活了99%的民眾。

　　而與此同時，行政管理支出大大增長。全國政協委員任玉嶺稱，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已遠超同期GDP的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與中國行政管理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25%以上相比，其他國家的這個比重，日本是2.38%、英國為4.19%、韓國為5.06%、法國為6.5%、加拿大為7.1%、美國為9.9%。

　　以稅負論，與我們相比，許多國家的稅收雖然很高，但是，國家的公共支出、國民的福利待遇同樣很高。即便與瑞典、丹麥等北歐高稅收的福利國家不做比較，我們的現狀仍然使人汗顏。顯然，迄今為止我們仍是一個財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稅收不斷向高稅收國家看齊，承擔的社會公共責任卻尚未看齊。稅高稅低原不是根本問題，但公民也好，政府也好，都必須講究責權利對等，民眾不能只要求福利而不繳納稅收，同樣的，政府也不能只收稅而忽視公共福利。此況還未改變前，在“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上位居前列，有助于我們檢視問題，無須過分驚訝。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