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主持：本報評論員 王梓

　　本期主持：本報評論員 曹理達 代忘

　　中國過去近30年的高速增長，既得益于改革開放帶來的“制度紅利”，也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紅利”。國企改制已經走入尾聲，農村勞動力持續十多年的“進城史”依然在浩蕩持續。雖然還面臨著譬如戶籍制度、農民工定居城市等諸多問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正在轉入一個相對徹底的市場時代。

　　官方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累計實現新增城鎮就業人員629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70%，但全年勞動力就業缺口仍然有1200萬。在持續兩位數的發展速度背后，中國的就業狀況到底如何？勞動力供求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即將到來？對未來10年的中國而言，這將是近30年來的一個重大國情變化，它和中國的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模式以至整個宏觀經濟都將緊密相關。

　　在最近舉行的第三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針對各界存在的諸多誤會再次闡述了他的研究成果，50人論壇成員吳曉靈、江小涓、王建、汪同三等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回應，會后本報就相關問題對蔡昉進行了專訪，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143期。(代忘)

　　作者 蔡昉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真實現狀

　　就業率增長很快

　　對勞動力研究而言，有兩個問題我想探究。第一是中國經濟到底處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有幾個拐點，對中國而言最典型的，是在經濟結構上從二元轉向一元(劉易斯拐點)。完成這一轉變，最關鍵的就是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成供求比較均衡。我們需要看到自己距離拐點還有多遠。

　　第二個是我國城鄉的真實就業增長情況。在勞動就業領域，一些認識幾十年不變。例如說統計資料沒用，變成虛無主義；說1990年代后期以來就業是零增長，但從來沒有人認真總結勞動力市場到底發育了多少。1980年代就講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人口的1/3，有1億多，直到最近還在普遍重復這個數字。

　　首先來看就業率增長。很多人認為當前就業率是零增長或者就業趕不上經濟增長，這是不正確的。就業率一直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非�？�。改革開放經濟增長多元化以后，我們出現了統計上的問題，很多個體經濟沒有注冊，也有很多完全是自我雇傭；還有大量的農民工沒有被統計成正式職工；下崗工人再就業都是以勞務派遣公司派遣的方式派到企業，這些人在統計中都沒有體現，這個經常被人們忽視的巨大余項占全部城鎮就業的36%。

　　失業率在2000年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然后就開始下降。2002年以后每年失業率都在下降。2005年真實的失業率只有5.2%。我國的登記失業率看上去在上升，但從前不算下崗人員，當下崗與登記失業并軌以后，登記失業率自然會呈現上升，而真實的失業率其實是在下降，百分之五點幾不算是很高的失業率。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總量大、速度快，2006年是1.32億。不僅城市的就業增長沒有減慢，而且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總量在增加，在城鎮就業中的比重也在提高。城鄉就業的增長都非�？欤�和百分之十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致的。

　　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底有多少

　　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格局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鄉鎮企業吸納一些勞動力之外，其他都是在農業中或者處于剩余狀態。那時我測算是1.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后來在鄉鎮企業之外，又生出了農村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2006年各吸納了2000多萬勞動力。再加上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農村剩下的勞動力相當少。當然，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和進入鄉鎮企業、農村私營經濟的是有重合的。這一部分重合，可以被測算出來。

　　我比較保守地估算到底有多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即按照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說法，農村勞動人口就地或外出轉移是2億人，占到全部農村勞動力的41%。根據現在的生產力水平，按農產品成本資料測算，假設農業需要1.78億的勞動力，這樣計算農村剩余勞動力只有1.1億，只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2%。實際上，根據最近李劍閣和韓俊一篇文章的數據，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后不干農活的占47.9%，即2.3億。這樣的話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還會少。

　　從年齡階段來看，農業需要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30歲以上�，F在剩余勞動力50%是40歲以上的，用現在的激勵手段很難讓他們轉移出來。

　　對于當前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可以從戶籍制度、三農政策等因素來分析，但歸根到底是勞動力究竟有多少和人口結構問題。勞動年齡人口是16歲-64歲，人口撫養比(少兒撫養比，用16歲以下的人去比勞動年齡人口；老年撫養比，64歲以上的人去比勞動年齡人口)就反映了人口的年齡結構。從1960年代中期，我國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但現在撫養比下降越來越緩了，2013年是一個拐點，就要上升。根據計量的模型，撫養比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0.1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整個改革期間，人均GDP增長中有27%是由人口增長比下降貢獻來的。這個模型如果繼續成立，到2013年以后，也就是說人口撫養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下降0.115個百分點。如果在2013年之前是人口紅利，2013年以后就是人口的負債，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工資水平和勞動力短缺

　　今后20年，全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每年只有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比歐洲和日本高一些。正規部門勞動力工資從1990年代后期，其實都在上漲。制造業正規部門的工資增長是全世界最快的，隨著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也在增長。

　　作為非正規部門的代表，農民工的工資在2004年以前是增長比較低，但2004年增長了2.8%，2005年增長6.5%，去年增長的是11.5%。長期以來沒有漲工資，正是典型的經濟二元結構，最近這幾年越來越快，證明有劉易斯拐點的端倪。

　　同時，勞動力市場也在一體化。2004年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全國制造業工資是趨向于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年，根據農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數據做了一個統計，發現兩者的差距在縮小，其中地區的貢獻率是從2003年的28%，降到目前的20%，也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趨勢。

　　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啟示

　　當我關于勞動力轉折的研究成果發表以后，一種看法認為在劉易斯轉折點后，還有很多勞動力終究要轉移出來，在中國沒法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我的回答是，在劉易斯轉折點之前，雇主不給工人漲工資，勞動力也會源源不斷地供給。過了轉折點后，還是有勞動力，但如果不提高工資、福利，不改善勞動條件，就雇不到所需要的勞動力。我們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劉易斯轉折點”。

　　勞動力目前的狀況給我們一些啟示。

　　第一，需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有幾個轉折點：第一步，是依靠資源發展，誰的土地等資源好誰就能夠發展，這是在農業社會；隨后，進入了現代經濟增長時代，誰能夠實現12%的資本積累率，誰就能夠起飛。這時，第一次面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接著積累資本再增加多，回報就會遞減，轉到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才可能實現經濟可持續性。

　　勞動力的投入實現了增長，原因是有人口紅利。東亞國家和地區測算出來人口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率特別高。這個時候，就有了第三個階段，勞動力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中國很長時間就處于這個階段，勞動力供給無限，又實現了資本積累，兩個因素加起來，沒有資本遞減現象。它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續的，這時無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在勞動力出現拐點以后，我國必然要轉到TFP驅動型型的經濟增長。

　　第二，政府通過立法從偏向資本轉向偏向勞動者，也出現在這個階段�？梢酝ㄟ^制度的調整，挖掘勞動力供給的潛力。在中國，最大的制度調整之一就是戶籍制度的改革。

　　第三，處理內外失衡時，不能雙管齊下。強大的貿易順差有兩個杠桿：一個勞動力便宜，一個假設匯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也不知道。現在勞動力從便宜轉到開始昂貴了，匯率調得過于厲害，經濟就受到巨大的損害。

　　要注意避免幾個誤區。首先，中國的資源稟賦結構，也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改變，也不會在近期改變。通過貿易顯示出來的結論，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還沒有占據國際競爭的地位。

　　其次勞動力短缺不意味著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我國目前所面臨的，是從勞動資本投入型的經濟增長，轉向TFP驅動型的增長，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增長。

　　再次，勞動力短缺不意味著政府積極就業政策可以有絲毫的松懈。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務，改善各種培訓，減少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這些職能根本不會隨著整體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而改變。

　　最后，勞動年齡人口雖然下降速度越來越快，而且將來不太增長，但是從總量上看，到2030年仍然有9.7億，比今天的總量還要大。同樣，它占總人口的比重從現在的71%降到那時的67%左右，但勞動年齡人口占全國總數的比例，仍然高于現在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因此，雖然會發生一個拐點性變化，但根本國情不會變，只是在邊界上影響選擇。勞動力仍然要轉移。從官方的統計看，還有44.8%勞動力在農業中，從一些觀察到的樂觀估算看，也還有23%的勞動力在農業中，而英國的這個數據只有1.2%。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有5.6%，因此農村看不到很多年輕勞動力，但并不意味著農村沒有勞動力轉移的壓力。

　　勞動力優勢依然存在

　　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我覺得在研究中可能忽略了一點。以日本的工業化過程為例，當其進入到工業化高峰時期，開始出現了勞動力短缺。但是同時因為工業化速度很快，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產品，所以在日本的1960年代，大約在1962年以后，開始出現了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的交換，就是農業的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而工業部門提供的資本物品流入農業部門，所以通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繼續產生了農業剩余勞動力，仍然可以向工業部門提供。這種人和資本物品的交換，使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力的絕對短缺，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出現。

　　我看到蔡昉提供的報告里面有一個表，那里面也說到，按照現在的測算，農業勞動力已經轉出去了2億人，但農業部門還有1.8億，如果不考慮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因素，的確剩下的可以繼續轉出去的勞動力就不多了，就是他報告里所說的可能只有幾千萬。但是按照發達國家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只占全體勞動力比重3%的水平來算，如果通過資本物品向農業部門的流入來獲得新的勞動力剩余，未來農業勞動力可能也就需要兩三千萬人，那這1.8億當中是不是就變成了還有1.5億人可以轉出來？所以在今后相當長時間里，我們中國還是會具有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推動城市化，使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農村戶口大量減少，這樣的話土地才有可能向少數人手里集中，才能形成農業生產規模經營的可能性。

　　總之，我們的勞動力優勢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至少在10年、15年之內可以保持的。

　　吳曉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我國工業發展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業和服務業對勞動力吸納的能力，有條件把農村的勞動力吸引到城市來。如果不減少農村人口，蔡昉講到的城市勞動力拐點是存在的。其實他后來也表明，他的假設是按原來的模式測算的。如果農村勞動生產力提高的話，跟世界比較起來，我們還是有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我國現在內需不足，內需不足最主要的就是農民收入不足。農民收入不足，要想提高農民的收入，靠目前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很難。最近農民增收很多是政策性的補貼，但是就農業的自身產出提高收入已經不太可能了。既然大量的是靠轉移支付和勞動力打工提高農民的收入，就應該努力讓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居民，減少農民提高農民收入，緩解矛盾。

　　汪同三(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勞動力供給，實際上是和兩個問題聯系起來：一個是和經濟增長速度，一個是和人口結構相聯系。在未來十年，如何去認識處理中國面臨的老齡化問題，可能更關鍵。

　　根據蔡昉的數據，制造業部門的工資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些數據，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還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今年上半年的數據發生了變化，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速度了。解決好居民收入問題，進而到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這是未來十年要注意的大事，它和投資消費的結構是相聯系的。

　　江小涓(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蔡昉所有的基本面數據我全部同意，有幾點我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他認為勞動力市場程度在提高，但這個數據只表明了區域之間的差異縮小，沒有城鄉之間的分析。

　　其次，他認為雖然工資在提高，但是就業問題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還是長期存在，這個我也完全同意。他引申出來一個觀點，認為還是不要著急發展重化工業，也就是說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求層面的變化，是不是會壓過供給層面結構的緩慢變化？假如全球市場是開放的，現在我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有優勢，但國內的消費結構在發生非常重要的變化，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鋪鋼筋水泥。服裝鞋帽、玩具箱包，國際上的需求不會一直這么多。原來的出口可以持續增長，但出口的空間在相對縮小。我認為是重化工業還存在著一定的優勢。

　　中國經濟的發展成本會上升。包括勞動力成本，其它一些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環境成本肯定要上升。

　　(吳曉靈、江小涓發言部分未經作者審核)

　　及早應對“人口負債”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

　　《21世紀》：怎樣理解“人口紅利”這一概念，它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怎樣的？

　　蔡昉：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高于早期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怎么得到這個奇跡的呢？其中一個解釋就是人口紅利。人口有這樣一個轉變：從一個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現代的情況是三個指標都很低。

　　發達國家整個這個過程是要經歷很長的時間。這些過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得很快。其結果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一是儲蓄率高。如果體制好，就可以在經濟增長中得到使用，就是人口紅利。只要勞動力是足夠有的，并且能積累起資本來，就沒有資本邊際報酬的遞減，所以長時間內，可以單純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經濟發展上就會有奇跡。人口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國和東亞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奇跡。

　　《21世紀》：我國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轉型是否不可避免？

　　蔡昉：得到了人口紅利，對應的一定是將來有一個人口負債。絕大多數像我國一樣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一個靜態均衡的人口。而發達國家長期保持相對穩定的出生率，有補充的力量。我們的情況是出生率從較高迅速下降，一代人慢慢變老，但是沒有能夠保持人口結構均衡。所以，我們會出現一個人口負債的結果。

　　勞動力拐點與經濟增長模式

　　《21世紀》：盡管這些年城鄉勞動力流動速度加快，但許多研究者還是認為目前農村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蔡昉：存在著制度約束，勞動力還不是完全自由的流動，農民工老家有一塊地。從這個意義上勞動力剩余狀況是嚴重的現象。

　　我的研究證明，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呈一個減少的趨勢，但是減少了一小部分并不表明沒有勞動力的資源了。如果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這些剩余人口也存在著轉移潛力。

　　《21世紀》：從數量上，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會越來越慢，但是不同的產業對于勞動力資源的需求不一樣，怎么看這種產業間的差別？

　　蔡昉：我想強調兩點，第一是當我判斷勞動力供給已經出現拐點，我指的是普通勞動力，因為技能型的勞動者永遠是短缺的。普通勞動力也就是非熟練勞動者的短缺才叫做劉易斯轉折點。

　　第二點要強調的是人力資本多高都不嫌高。我現在講勞動力短缺，都是制度不變和激勵不變的前提下講的。但是事實上這些方面都是可以變的，長期來看勞動力絕對意義上的短缺會慢慢出現。提高勞動者質量肯定必要。

　　長期看，終究會出現用技術和資本來替代勞動力的傾向。使用的資本、技術越多，對勞動者的要求也越高，所以人力資本多高都不夠。教育的發展要跟上勞動力稀缺程度的變化。

　　《21世紀》：您怎么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地位，勞動力價格上漲和勞動力供求變化對我們的勞動力優勢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蔡昉：我們現在判斷中國制造業的工資只是美國的10%以下，甚至只有5%以下。中國勞動力素質也在提高，但仍然會長期比美國的工資低得多。國外有人就是利用我的研究，得出結論中國要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我不相信我們應該進入這個階段，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總量相當大，據測算，到2020年，比現在勞動年齡總量還要大，仍然高于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勞動力轉折點提供就業改革機遇

　　《21世紀》：最新的數據顯示，今年我國仍然存在1200萬工作崗位的缺口。您怎樣看待現在的失業問題，如何更有效應對？

　　蔡昉：第一我想說的就是我們失業很大一部分都是結構性摩擦性失業，是因為市場功能不健全，還有一些公共服務不到位造成的。這樣，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要做很多就業的公共服務。良好的規范勞動力市場，都可以減少摩擦性失業。

　　《21世紀》：出現勞動力供求轉折以后，戶籍制度、社會福利政策上有哪些措施來應對？

　　蔡昉：預測的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不讓它發生。出現勞動力供求轉折傾向帶來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的機遇。需求最大時提供公共產品是最好的。政府要立法、執法和進行規制，針對不好的勞動力市場行為，

　　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需求，創造了改革戶籍制度的好時機。勞動力供求轉折出現，使實現城鄉統一的就業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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