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

　　編者按

　　將收入分配問題與宏觀調控聯系起來——7月16日召開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第91次全體會議清晰地提出了這一命題。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田橫島年會上，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提出，宏觀調控應當有一個科學、統一、穩定的分析框架，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

　　在昨天本版的報道中，已經簡要報道了這一觀點，我們認為，李揚的分析切中要害。為此，我們約請他就此話題進一步解讀，以饗讀者。

　　我國投資的資金來源的55.6%是“自籌資金”，這顯然歸因于企業和政府儲蓄率上升。在這種格局下，通過金融信貸手段來控制投資，就很難有明顯效果，因為政府和很多企業的投資并不依賴貸款

　　從供給角度來看，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所有問題，都歸因于高儲蓄率或與此有關。但是，指出這一事實還不夠，進一步，還需要細致地研究：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哪一個部門在儲蓄？只有深入分析國民儲蓄的部門結構，我們才能制定有的放矢的政策。

　　居民儲蓄率下降

　　政府、企業儲蓄率上升

　　最近，我們運用資金流量表的數據，完成了一項關于中國儲蓄結構的研究，已經發表在最近一期的《經濟研究》上。由于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滯后兩年，這項研究只能覆蓋1992～2003年共12年的情況。這項研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居民儲蓄率是下降的。1992～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儲蓄在總儲蓄中的占比僅為42.1%。這個下降是比較顯著的。而且，雖然還沒有可靠的數據來分析2003年以來的情況，但是，各種相關數據可以讓我們有把握地說，居民儲蓄率下降趨勢仍在繼續。

　　居民儲蓄率下降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尋找：一是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變化；二是居民儲蓄傾向的變化。分析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率的下降，主要歸因于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下降。改革開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顯然跟不上GDP的增長幅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于各種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居民必須用自己的儲蓄來解決諸如養老、失業、醫療、教育等問題，居民的儲蓄傾向事實上是有所提高的。將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我們可以認定，我國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問題比統計數據顯示得更為嚴重。

　　其二，企業的儲蓄率緩步上升。1992～2003年，企業儲蓄率從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個百分點。2003年，企業儲蓄占總儲蓄的36%。有些分析者認為，企業儲蓄率提高，反映了中國企業效率近年來有較大的改善。這可能是事實，但并不是全部。

　　我們認為，至少還有三個因素不可忽視：第一，企業的工資成本較低，這與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較慢的事實相表里。第二，企業的資金成本很低。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利率水平經歷了由高到低的發展過程，目前我們的利率水平在歷史上是較低的；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狀況更為明顯。造成中國利率水平較低的原因很多：在國內，主要歸因于儲蓄率長期高懸——資金供應充裕，自然使得利率水平很難上行；從國際上看，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各國儲蓄率普遍提高并導致流動性膨脹，使得全球利率水平處于歷史上較低的水平，這顯然也對我國利率水平的走勢有較大影響。第三，國有企業的壟斷性提高，造成利潤高升。

　　其三，政府儲蓄率急劇上升。1992～2003年，政府儲蓄率從6.55%提高到9.39%，政府儲蓄在總儲蓄中的占比為21.7%。從研究的時間段看，政府儲蓄率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2000年之前。那時候，我們面臨的是“兩個比重下降”的問題。經過多方面努力，政府儲蓄率在波動中略有上升。1992～2000年，政府儲蓄率由6%微升至6.4%。第二階段是2000～2003年，總的趨勢是政府儲蓄率急劇上升。而且，政府儲蓄的上升構成國民儲蓄率提高的主因。2003年，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個百分點，而同期整個國民儲蓄率卻只上升了不到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0～2003年，我國增加的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

　　政府過多卷入投資和生產

　　2004年以來政府儲蓄的變化尚無可靠的數據來判斷，但是相關的數據卻透露出相同的趨勢可能延續。2004年和2005年，財政每年僅超收就達到5000億元；2006年超收7000億元；今年預計可超收1萬億元。政府儲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面觀察。

　　從初次分配來看，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稅收超速增長，同時也由于地方政府越來越深地直接卷入了投資和生產過程，政府初次分配的收入提高很快。在再分配環節，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所得稅和社保繳款，主要支出是社會保障福利、社會補助和其他。統計分析顯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再分配環節取得了正的收入，換言之，作為一個總體，政府的收支并沒有很好發揮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積極作用。另外，我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還有大量未統計的收入。如果把這一部分加進來，政府儲蓄上升的趨勢就更為顯著了。

　　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變化，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極為深廣。舉例來說，在目前的儲蓄格局下，要想控制投資就無法下手。統計顯示，2007年4月，我國投資的資金來源的55.6%是“自籌資金”，這顯然歸因于企業和政府儲蓄率上升。在這種格局下，通過金融信貸手段來控制投資，就很難有明顯效果，因為政府和很多企業的投資并不依賴貸款。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今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

　　提高勞動報酬，增加福利支出

　　公平收入分配，應當采取的措施很多。集中來說，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需要做的是逐漸提高勞動報酬。對此，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并嚴格執行。事實上，在一些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已經反映出我國勞動報酬提高的要求。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亦為必須之舉。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社會福利支出的占比沒有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勢，構成近年來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相對下降、收入分配結構惡化和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不快的主要原因。最后，應當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改變銀行間接融資比重過高的狀況，借以為居民獲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財產收入創造條件。

　　其次，財政政策應當在提高國內消費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主導作用。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兩個比重”的戰略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的背景下，財政部門應加速向公共財政轉型；作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內容，“減稅增支”應當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安排財政政策的基礎因素之一。

　　就減稅而論，降低生產稅的稅率和降低所得稅稅率，應屬題中應有之義。就增支而言，應當大力增加“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以期同時實現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門公共消費的目標，為提高國內消費率和公平收入分配作出積極貢獻。

　　重新塑造核心競爭力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固然為建設和諧社會、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國民消費率所必須，但是在實行這一轉變時，我們應當十分認真地考慮如下兩個可能是同等重要的問題。

　　第一，迄今為止，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低工資方面。如果確認今后工資水平逐步提高是一個趨勢，那么，我們就應清醒地看到：這樣做，同時就意味著中國今后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競爭優勢開始下降。因此，一個或許更為重要的任務是，我們必須加快重新塑造中國的核心競爭力，要全面轉向節約型、技術進步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方式上來。我覺得，目前已經到了嚴肅地提出并全面落實這個戰略轉換目標的時候了。

　　第二，當我們提出全面向公共財政轉型，財政政策應更加注意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全民福利水平的任務時，千萬要注意，一是不能體制復歸，二是不要走北歐的老路。現在有這樣的傾向，認為財政收入每年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長，政府可以逐漸把各種支出都包下來。在扶貧、住房、醫療保障、教育、養老等領域，都可以聽到要增加支出的訴求。在我看來，這些訴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進行體制安排時，應當特別小心謹慎。

　　我們主張，利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政府收入高增長的好條件，解決一些臨時性、一次性問題，還歷史的舊賬，是可以的，也是應當的。但是，凡屬制度性安排，凡屬剛性的支出，均應謹慎從事，從低標準做起。冷靜且有遠見的決策不能只看目前，要考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格局畢竟不可能長期持續，更要看到財政支出上去了，就會“尾大不掉”，形成下一年增長的“基數”。中國改革開放前，北歐及其他很多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福利增加是容易的，皆大歡喜；而要減少則是困難的。總之，經濟轉型勢在必行，但我們應瞻前顧后，作好長期安排。（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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