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這次訪華被冠以“環保之旅”，但是其核心目的跟過去沒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問題。7月26日，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以高票通過了＜2007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毫無疑問，這項法案是針對中國的。

　　坦率地說，關于人民幣的低估真實程度如何？升值是否會降低美國逆差？美國逆差的問題是否是其儲蓄率太低？實際上，中美之間的匯率爭議跟以前的日美之間的匯率爭議的世界性金融背景完全不同。中美之間的匯率爭議代表著整體性的東亞力量同美國之間的匯率摩擦。

　　這個故事的邏輯是這樣的，我們首先要從世界性的“

外匯儲備堆積”問題為敘述的起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受災國家都從固定

匯率制變成浮動匯率制，而根據貨幣主義者弗里德曼的教條，當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貨幣之間的交易變得更加靈活和及時，那么，則不需要像固定匯率制那樣儲備較多的外匯資產。也就是說，如果世界風行“浮動匯率制”的話，那么世界的外匯儲備總額是不斷降低的。

　　但事實給弗里德曼教條一記響亮的耳光。1997年之后，東亞各國外匯儲備飆升得離譜(東亞各國也引領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風潮)。1990年，世界總的外匯儲備大約是1萬億美元，而截止2006年末，這個數字變成了5萬億美元。如果用外匯儲備占GDP的比例來衡量的話，就會發現，發達國家陣營的比值基本保持在4%左右，而發展中國家的總體比例則從5%上升到27%。亞洲國家更是驚人，外匯儲備占GDP的比值，從1980年的5%上升到2006年的37%。這其中最強勁的是中國，從1980年的1%上升到2006年的41%。而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后，全世界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增量部分的2／3是由亞洲貢獻的。

　　很多國際金融研究領域的大牌學者都對世界性外儲激增的景象感到迷惑，他們的解釋體系重點還是放在所謂的“蒙代爾三角”。他們認為，在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大多選擇了固定匯率、國內貨幣政策獨立以及資本賬戶的管制(以及國內的金融抑制)。但隨后，這些國家選擇了金融自由化，破壞了蒙代爾三角的平衡關系。因為“固定匯率、貨幣政策獨立和資本自由化”三者是不能同時存在的。

墨西哥、阿根廷(當時是聯系匯率制)和韓國的悲慘故事的證明了蒙代爾法則的殘酷和有效。這些經濟學家們認為，2000年之后，發展中國家都接受了“蒙代爾三角”的不可兼容關系，它們不約而同地犧牲了匯率的穩定性，保留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賬戶的開放性。

　　但是，他們沒有考察另外一個因素。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盧布危機之后，亞洲國家很寒心地看到了IMF的援助夾雜著無理的戒律和美國人主導的“政治劫持”。亞洲各國紛紛加強了“自保”，它們認為，如果要保持資本賬戶的開放度，繼續對外部資本(包括熱錢)保持“親善”笑臉的話，那就需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進行適度干預，達到“自我保險”。日本和韓國就是這方面的范本。在浮動匯率下的增強外匯儲備、以達到自保，其后果只有一個：整個世界開始熱衷競爭性貶值，喜好競爭性貶值的前提條件是各國都熱衷于競爭性地持有外儲，以達到更穩妥的“自保”問題。如果某個國家不方便對本國貨幣進行大規模的競爭性貶值的話，它就會將資本流入到匯率最具優勢的中國，利用FDI的形態來完成“競爭性地持有外儲”目的(韓國對中國是順差)。韓國無疑是這種情況的樣本，而日本則是一個混合體：它既讓本國貨幣進行競爭性貶值(在美國人的默許下)，同時又“取道”匯率優勢國家來撈取外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匯率問題其實是亞洲力量競爭性持有外儲的一個集中反應。

　　從某個方面，中美“匯率摩擦”展現出原來的全球金融合作框架已經倒塌的景象。如今世界性的重商主義思潮已經“統治”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秩序，美國人、日本人、歐洲人和中國人的爭吵分貝將愈發升級，直到全球金融合作框架能夠“修復”，并重新獲得世界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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