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國家統計局2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099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同比增長17.6%。對于當前物價上漲的問題，勞動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中國政府網接受在線訪談時表示，物價漲幅還是遠遠低于工資漲幅的。扣除居民生活價格指數上漲的因素，實際工資仍然是保持了比較大幅度的增長。(7月29日《上海證券報》)

　　近期我們從媒體上看到，同是上漲，物價和工資給人的感覺卻是“兩重天”？物價上漲，特別是農副產品價格的暴漲，直接影響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物價增長是否與工資增長同步，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上半年職工平均工資同期增長18.5%”這個數據也許是真實和審慎的，但物價漲幅遠低于工資漲幅的說法卻經不起推敲。究其原因，一是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二是僅今年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3.4%，CPI增幅由此連續3個月觸及或突破3%。

　　進入7月份以來，全國不少地方豬肉價格再次沖高，許多城市住

房價格繼續大幅上漲，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連續兩個月上漲幅度已突破3%的紅線。這表明，國內物價一直在保持著上升勢頭，而這其中，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食品類價格上漲過快，無疑是個值得警惕的信號。因為它直接影響著每個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如若不采取措施調整抑制，經濟學家嘴中的通脹壓力恐怕就不只是個危言聳聽的理論分析了。

　　至于說職工平均工資同期兩位數的增長，為什么老百姓卻感覺不明顯呢？這種反差也許比數字本身更值得我們思考。分析人士認為，一般所說的工資增長是指名義增長，例如去年工資是100元，今年漲到了104元，增長率為4%。如果物價上漲率也是4%，工資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相同，可以說工資與物價實現了聯動，但實際工資并沒有增加。因為去年100元能夠買到多少商品，今年104元只能買到同樣多的商品。

　　國家統計局每半年都要公布一次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工資狀況。然而，近年來，“平均工資”以及“平均房價”“平均油價”等已成為統計數據中一個帶有很大誤導性的概念，它往往掩蓋了真實問題。以平均工資為例，究竟主要的增長群體是哪些人，低收入群體增長情況究竟如何？如果高收入群體增長過快，進而整個拉升了平均工資，那么，這種抬升老百姓當然沒有明顯感知。例如國企老總的薪金，要遠遠高于普通員工，“平均工資”卻將兩者的差距大大縮小。

　　如果是普通勞動者，則表明一定時期職工工資水平主要指標的數值具有普適性；反之，若是部分壟斷集團職工、既得利益者支撐起了這個利好數據，反而容易遮蔽目前職工工資問題的實質。因此，這個“平均工資漲幅”如同“人均住房擁有量”一樣，似乎并不能說服大多數真實地拿著普通薪資的普通勞動者。對于他們來說，在住房、醫療、教育“三座大山”已經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的背景下，生活必需品的上漲更是時刻地牽動著自己的神經。

　　觀察近幾年來國內職工工資增加與物價上漲的因果關系，我們發現，一般都是工資前腳才漲，物價后腳就緊跟而上，或者是工資末漲，物價已先動起來，從而造成名義工資雖然上漲，但實際工資卻保持不變甚至下降的局面。針對物價上漲，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日前澄清了國家對于

宏觀調控的職責所在，那就是穩定物價。以貨幣政策來調控物價，這是一種明智之舉。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的將提高企業普通職工的工資收入。但問題是，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偏高的前提下，這位官員所說的提高普通職工工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物價持續上漲所帶來的壓力還是個疑問。試想，從刺激內需、以消費而不是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增加工資也是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需要。因為物價升了，工資必須上漲，然后居民才有消費能力，才能擴大內需市場。

　　這說明，在一定時期內，國家需要增強財力，但當國家的財力達到一定程度，或達到了預定目標后，就要有所改變。一個理想的工資增長規則應該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與整體國民經濟的增長保持一致，這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有“國家減稅”、“控制物價”、“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比較重要的手段。當然也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增加工資這個簡單的手段，而是要在增加工資的同時，極力做好控制的物價配套措施，讓老百姓增加的收入能夠安心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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