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即使壟斷企業真的能夠按照國家規定，將壟斷工資升高的步伐放慢，也不意味著它們不會把計劃中壟斷工資將要升高的實際收益轉化為更高的企業福利。換言之，只要對壟斷國企施行政策保護的金甲尚存，對壟斷工資的限高就不是真問題；只要打破壟斷的根本性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是細枝末節，即使能夠解決，也沒有太大意義。

　　根據廣東省近期出臺的規定，對于依靠國家特殊政策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壟斷性行業和企業，工資水平已達到本地區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3倍以上的，原則上不應再增加工資。勞動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近日在中國政府網在線訪談時則表示，我國正在研究探索對壟斷行業平均工資施行限高封頂的辦法。如果說廣東省的規定是個地方性規定，勞動部官員的表示則具有全國性意義和指向。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今年發布的數據，

證券業、銀行業、法律服務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等

壟斷行業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10萬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曾經在第三屆薪酬管理高層論壇上透露過一些數字，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由于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成為社會失衡的現實狀況，有以上數字佐證的壟斷工資一直是個敏感問題，對其進行限高也是社會上廣泛存在的一種呼聲。但讓人無法不存有疑問的是，對壟斷工資進行限高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們無意為壟斷工資的超高水平進行辯護，其對社會公平的象征性傷害有目共睹，但我們關心所有公共管理行為的正確邏輯和正義價值。

　　政府作為全體公民的利益代表者，對最低工資的硬性規定，是為了保障社會底層的基本生活和社會運轉秩序，也是為了避免企業對職工的無限制“剝削”，有權對違反規定的企業進行懲罰。除此之外，按照市場經濟的分配規則，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它有權在國家規定的工資底線之上近乎無限地給員工增加工資。只要企業愿意，不管其企業工資增長與經濟效益增長是否保持合理關系，社會都無權對其進行指責，而國家也沒有權力干涉。邱小平就明確表示，從我國工資增長的機制上看，企業擁有工資分配自主權，有權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經濟效益和不同勞動崗位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依法自主確定職工工資水平，政府現在已經不能夠像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直接來確定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管理者能做的應該是盡快建設并完善對壟斷企業的特別收益金制度和上繳利潤制度，而不是對壟斷工資進行限高。

　　既然如此，對壟斷工資進行限高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現行體制運轉下的壟斷企業一般都是國有企業，從政治和法理意義上講，它們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一切收益應該都是屬于全體國民的，它們的工資水平應該由國家或者說由全體國民確定。但是，國家對壟斷企業的運營施行的原則是讓其自主經營，確保國有企業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說，只要企業把國家規定的利稅和利潤上繳之后，余下的利潤如何分配就成了企業自己的事情，這部分利潤是否轉化為工資，就成為誰也說不準也沒有權言說的事情。因為，工資與企業效益掛鉤不僅是企業自身的運行規律，也是國家允許的政策。不過，對壟斷工資限高顯然是要對這部分利潤的分配模式進行干預。這種干預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合法性的概念卻比較模糊。

　　公共政策應該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確定無疑的；公共政策應該在合法性而不是合理性上邏輯通暢，也是確定無疑的。關于壟斷工資的問題總是老調重彈，不得不讓人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壟斷企業之所以慷慨大方地給員工增加工資，不僅是因為其擁有巨額利潤，更是因為其擁有獲得巨額利潤的政策優勢，它們沒有太多的后顧之憂和前行壓力，有的只是盡可能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套現的獲益沖動。即使壟斷企業真的能夠按照國家規定，將壟斷工資升高的步伐放慢，也不意味著它們不會把計劃中壟斷工資將要升高的實際收益轉化為更高的企業福利。換言之，只要對壟斷國企施行政策保護的金甲尚存，對壟斷工資的限高就不是真問題；只要打破壟斷的根本性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是細枝末節，即使能夠解決，也沒有太大意義。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