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凌鋒

　　市場經濟并不拒絕價格波動，但其前提應該是“正常”的。近一段時間以來，從石油企業、電力企業紛紛上書表達想要漲價的訴求，到一些方便面企業“真刀真槍”地統一宣布漲價的具體時間，頗有些無奈的消費者除了通過媒體質疑漲價的“非正常性”外，似乎也只能等待現實的安排。

　　客觀地說，不論是石油、電力漲價，還是方便面漲價，相關行業或許的確存在上游成本增加的現實壓力，但是，這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公眾的質疑。畢竟相對于蘭州餐館的牛肉拉面而言，那些工業化流水線上產出的各色產品，一般人很難有途徑估量其實際的成本，也很難不懷疑漲價的必要性，而掌握相關數據的政府部門的表態似乎也在印證人們的懷疑。比如，對于電力漲價的訴求，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最近就表示，今年以來，雖然煤炭價格出現一定上漲，特別是重點合同煤價格上漲多一些，但是實行市場調節的煤炭價格保持基本穩定，甚至在年初的基礎上略有下降。同時，電力企業的收益或者說利潤也在不斷地增長，特別是去年實行煤電價格聯動以后，彌補了一部分成本開支。電力企業這個時候站出來要求漲價，理由并不充分。

　　除此之外，有些漲價在程序上也經不起推敲，比如方便面漲價。國內方便面生產企業內部開會協商后實施統一漲價，是較為典型的短期價格協定行為。這種行為應屬壟斷形式之一，是指大企業之間通過口頭或書面形式，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共同控制某類商品價格，從而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形式。這種壟斷雖然不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但同樣涉嫌阻礙市場競爭，正如有專家所言，“漲價是可以的，但漲價的形式是違法的———漲價行為事先約定，而不是不約而同”。

　　盡管誰也不能否認部分產品價格上漲的客觀因素，但是上述種種瑕疵卻一再削弱公眾對相關企業、甚至是整個價格體系的信任。當然，我們不能埋怨公眾掌握的行業數據不充足，也不能苛求相關企業放棄自利的動機，而應該從公眾質疑漲價的根本原因出發，尋求解決之道。總的說來，人們對“漲價”的質疑，與其說是針對某個具體產品、行業，毋寧說是人們在(

房價、醫療、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只漲不跌”的生活感受中，在缺乏與壟斷企業等強勢力量博弈渠道的條件下，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憂懼。這種不安全感會極大地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使人們對任何漲價行為都持懷疑態度。

　　由此可見，解決漲價問題的根本在于，通過正當法律程序給漲價一個明明白白的說法。畢竟，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中，沒有人會逼迫企業為贏得贊揚而“該漲卻不漲”，但也絕不允許企業運用包括各種壟斷在內的不正當手段去獲取超額利潤。漲與不漲都得經得住法治的度量，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得依賴法律制度的不斷跟進，通過完善的法律制度，構建出公開、透明的博弈機制。依靠這樣的制度設計，相關企業可以通過成本公開等方式，說明漲價的必要性，爭取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公眾也可以藉此表達自己的訴求，進而約束某些企業不當的經濟行為。

　　因此，從較宏觀的角度，應盡快完善反壟斷法律制度。可以說，近日有關漲價的新聞與壟斷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素有經濟憲法之稱的反壟斷法已經成為各國維護公平競爭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基石，目前全球已有近90個國家頒布和實施了反壟斷法。我國從1994年就開始了反壟斷法的起草工作，然而11年過去了，這部與國民經濟和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卻始終未能出臺。近年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雖然依據已經出臺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查處了大量壟斷案件，但目前，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事件依然層出不窮，而我國現行法律對壟斷行為的規范卻過于零散。毫無疑問，醞釀中的反壟斷法將被賦予對各行業反壟斷法規進行法律整合的使命。

　　同時，還要完善價格聽證制度。現在有些聽證會隨意性很大，操作過程很不規范，通過完善價格聽證制度對于當事雙方都會起到積極作用。

　　首先，根據價格法和《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的規定，制定價格聽證的實施細則，頒布聽證目錄，將重要商品價格和公益、公用事業服務價格的制定或調整納入聽證范圍。其次，建立遴選價格聽證代表的機制。聽證代表應具有廣泛性，除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經濟管理部門代表、經營者代表外，應更多地讓消費者參與聽證；要吸收一定數量的經濟、技術和法律方面的專家學者參與聽證，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政府價格決策中的作用。再次，對經營者提供的聽證材料特別是成本材料進行審核，保證其真實性，提高政府聽證決策的科學性。最后，通過聽證形成多方制約格局，強化社會公眾對經營者和政府的監督，提高政府價格決策的科學性、全面性，減少盲目性、片面性，使定價更為科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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