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民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統籌城鄉關系和進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必然結果就是要轉移農民。只要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出路得到好的安排，轉移到新職位的收入得到保障，土地的適度集中就是一個有利于留守勞動力與轉移勞動力兩方的有效配置方式。 ——周民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全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的方向在相當長時期不會改變。因而，統籌城鄉關系和進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必然結果就是要轉移農民。對于廣大農民來說，統籌城鄉關系包括兩個環節：離土離鄉、進城進崗。前一方面需要讓農民撤得出、無牽掛，后一個方面要讓農民進得去、留得住。而這兩個方面，都需要從城鄉關系的流程上加以梳理，破除有礙于城鄉統籌發展的體制與政策因素，并積極營造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外部環境。

　　統籌城鄉發展的主導方向是從土地上分流剩余勞動力。盡管我國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4%，但農村冗員過多，人多地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在土地缺乏有效流轉的模式下，有些勞動力因畏懼流動的風險或者留戀不多但穩定的收益而留守農村，有些勞動力因為缺乏有效的合同安排或者不計土地受益導致土地荒廢，這樣，勞動力與土地的利用效率都不高。讓過多的勞動力適度有序地退出土地和農村，既可以使勞動力資源充分利用，也使土地在集中中規模化生產。土地入股、土地租賃等方面的改革便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事實上，只要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出路得到好的安排，轉移到新職位的收入得到保障，土地的適度集中就是一個有利于留守勞動力與轉移勞動力兩方的有效配置方式。尤其是，土地入股是一種新型改革方式，更需要在制度與政策上加以完善與規范。(1)應有清晰的權益界定。土地入股是以承包權的形式入股，而不是所有權形式入股，這就決定了土地入股的企業與以貨幣或者資產入股的企業財產管理的模式不同，在土地抵押、拍賣或者轉讓等方面自然應有必要的限制性規定。(2)有規范化的管理制度。土地入股的農業企業也應與城鎮的工業企業一樣，形成信息充分而透明的財務制度、規范的管理制衡框架與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市場上出現的經營風險應由管理者承擔，破產也應該首先破經營者的產。從經營者角度看，不是自己的財產，當然不能用以破產清償，這在土地入股與租賃經營中都應是一樣的。(3)有明確的自主權。在農村土地改革過程中，可以采取的模式較多，不應搞強制性命令，應該尊重農民意愿，鼓勵各地農村的自主性探索，并借鑒工業企業的改革經驗，對改革方式加以完善和規范。另外，在土地經營由農戶向企業的轉變中，應限制城鎮中出現的亂檢查、亂評比、亂攤派、亂罰款等亂象深入農村。

　　在一些城市政府與房產商挖壕溝、拉吊橋式升高城市生活成本的共謀中，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被嚴重割裂，城市的進入壁壘越來越高，進城農民居住不易也更難融入城市。近兩年來全國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速度明顯下降。2002年、2003年兩年間，全國每年城鎮人口凈增長2100萬人以上，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1.4個百分點，2004年、2005年，城鎮每年凈增長人口1900萬以上，城鎮化水平提高幅度降低到每年1.2~1.3個百分點，2006年，城鎮人口只增加了不到1500萬，城鎮化水平只提高了0.9個百分點。

　　正因為如此，重慶、成都兩市統籌城鄉發展的改革才更顯得難能可貴。近日，重慶更是提出在統籌城鄉戶籍、就業、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公共財政、服務型政府等方面要進行一系列政策方案的設計，體現地方政府在統籌城鄉發展中的新轉變、新角色、新定位。

　　合理的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參與者各方都受益的經濟。城市

房地產價格、

壟斷行業產品價格的節節上漲，不符合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也提出了國家干預市場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在尋求造成市場配置資源失靈的真實成因基礎上，有的放矢地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比如，出臺針對空置房的治理政策，形成房隨人走的政策機制，并在房地產方面進行全國聯網，約束跨地區的炒房行為。所有這些，都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和完善政策，清晰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規范政府對市場的管理行為。

　　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無疑在城鎮一頭。在抑制城鎮各類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降低城鎮的準入門檻的同時，還應注重在城鎮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吸收農村勞動力能在進城后順利就業。這包括：創造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廢除將人分三六九等的歧視性政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形成鼓勵人員遷移流動，以居住地區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并在就業與社會保障上一視同仁的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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