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義興

　　近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在討論中國上半年經濟形勢時指出，當前經濟運行中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問題仍然突出，造成“三過”的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對此委員們認為，要利用當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有利時機，積極解決歷史舊賬，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投入，重點解決民生問題，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逐步轉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模式(《東方早報》7月18日)。

　　對此，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員們所指出的，在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相對投資與外貿，消費在多年的經濟發展中一直是一條社會和學者所公認的短腿，絕大多數公眾在養老、醫療、教育等經濟負擔的過度重壓下，不得不節衣縮食的消費的方式來應付來自日常生活的壓力。而如此的社會狀態，不僅與多年來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情勢不符，并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有違社會經濟發展的宗旨。

　　其實就現代社會的政府性質而言，社會公眾之所以通過一定的法定程序將自身一些權利讓渡給政府從而形成行政權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政府以管理的方式向公眾提供與社會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服務(產品)，并且這種服務還應當是隨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斷提升的。就此來說，政府在性質上只是社會公共意志的執行機關，其所有行為均應與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相符合。然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由于過度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加上行政

考核機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官員在具體管理中，已經偏離了追求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且當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與上級政府考核難以平衡時，往往會只以滿足上級政府的經濟考核指標為追求，而對公共與公眾福利卻作出了犧牲的選擇。可以說，這不僅是現代行政服務的悖論，同時也是造成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歷史欠賬過多，居民消費需求“短腿”的原因。

　　而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講，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按道理政府本應以市場公正秩序的提供者身份所出現，因此在理論上，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并以市場公正、公平制度保證如此規律作用發揮也應是行政管理的首要選擇。可現在人們恐怕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目前的市場資源、特別是有些基本資源的還掌握在各級地方政府手中，或者換句話說，這些本可或本應由市場配置的資源，事實上上是由行政權力來完成配置的。而如此的結果，不僅可能由于行政機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雙重身份，而使行政管理丟失公正的社會角色，而且還會使市場經濟規律作用遭受扭曲，進而使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受到本不該有的負面影響。而這，或許也是造成目前國內經濟“三過”困境，以及經濟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難題的原因之一。

　　所以，如果以指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關系看，全國人大財經委員們開出的醫治“三過”藥方肯定不錯，但從實施的立場講，這個“藥方”如果沒有一套具有約束性的制度為保證，那這個方子就存在為望梅止渴的空談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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