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CPI連續三個月超過3%，但先行指標表明未來不會發生明顯通脹。壓力主要在于資產上漲和日益增大的流動性過剩陰云

　　3.3%、3%、3.4%，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從3月到5月，漲幅已連續三個月突破3%的警戒線，持續走高。

　　盡管6月的數據將在7月18日左右才正式出臺，然而CPI漲幅將超過3%已成為官方預測。考慮到最近兩年，我國的物價水平一直在低位運行，研究者們對此議論紛紛。更有研究者預測，6月份CPI漲幅有可能超過4%。

　　普通居民的感受則更為直觀：豬肉價格經過6月的高位震蕩后，在剛剛進入7月后便繼續向上突破，北京、廣州等地豬肉價格再次沖高。再加上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已向發改委上報了調價申請；連月來深圳、廣州、南京、重慶等城市的房價暴漲；股市的起起落落……諸多信號疊加起來，使得那些對于1988年和1994年的通貨膨脹、百姓生活水平受到嚴重影響仍然記憶猶存的人們，再次對今年是否會遭遇通脹心存疑慮。

　　央行近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對三季度物價預期仍不樂觀。有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預計物價趨升，占比超過上季度5.9個百分點，與50.8%的歷史最高值僅差0.6個百分點。

　　那么，CPI的持續偏高，對于整個經濟形勢有什么影響？是否會出現人們擔憂的通貨膨脹？《瞭望》新聞周刊就此展開了采訪。

　　食品漲勢不會引發通脹

　　如果說與往年經濟形勢比較，2007年上半年經濟形勢中存在的一些反差或明顯變化，那么，當屬物價的變化。“近期圍繞宏觀經濟爭論的焦點正是價格問題，但是，在我看來，物價沒有大問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對于物價形勢持樂觀態度。

　　“先不說上漲，從5月的數據來看，CPI中的不少指標是在下降的”，袁鋼明具體分析說，服裝價格、交通和通信類價格、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價格都在下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食品中的鮮菜價格下降2.3%，鮮果價格下降11.2%，盡管有季節因素，但因為是“同比”而非“月環比”，袁鋼明認為這些指標還是非常有參考意義，因為“發生通脹的時候，上漲最厲害一般都是鮮菜、鮮果，因為它們最容易受到謠言傳播或是緊張情緒的影響，出現價格跟風上漲，比如鮮菜價格在1988年上漲31.7%、1994年上漲38.2%，而今年以來的蔬菜價格一直都是在下降的”。

　　再從漲幅來看，與老百姓的感受相同，今年上漲最快的正是食品價格，5月就達到了8.3%，在當月3.4%的物價漲幅中，有2.5個百分點是食品上漲所帶來的，特別是以肉禽價格、蛋價分別上漲26.5%和37.1%為最。由于在我國CPI商品構成和權重中，食品類商品權重占33.6%，CPI走勢與食品價格走勢相關程度很高，所以有觀點擔心，糧價日益走高將會引發通貨膨脹。

　　“從漲價原因來分析，就可以看出不會發生通貨膨脹。造成食品價格上漲原因是糧價上漲。而糧價上漲又與國際能源短缺有關”，袁鋼明分析說，由于國際能源短缺，國際油價持續走高，7月11日世界市場石油價格已突破每桶75美元，因此世界各國包括我國都在加快發展玉米加工乙醇產業，“糧變油”提升了糧食價格、飼料價格，對養豬、養雞的成本有所影響，從而拉動了肉禽蛋的價格。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豬肉價格上漲也有市場周期性調節的因素，因為去年同期國內豬肉價格非常低，最低時降到2.7元/斤，影響了農民養豬的積極性，甚至開始宰殺母豬。因此，今年春節豬肉價格就開始上漲，而受豬本身生長周期的影響，預計到10月左右肉價就將趨于平穩。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后趙寶華認為，肉禽及其制品和蛋類價格上漲是生豬疫病影響、以前養殖效益太低和當前養殖成本上漲較快綜合作用的結果，國家已出臺鼓勵政策，價格回落是可以預期的，而且蛋類價格已經出現了快速的回落。

　　“可見，食品價格上漲有一些特殊、短期的原因”，張立群分析說，一方面受國際油價帶來的糧食價格上漲影響，另一方面受市場周期因素作用，導致了今年食品價格走高。

　　而對于糧價，袁鋼明認為糧價上漲不值得擔憂，雖然短期看會對城市低收入人群有些影響，但由于漲價不是因為糧食短缺，因而很容易調控，“糧價上升到一定幅度后會保持平穩，不會繼續上漲”。

　　張立群也認為由于目前國家糧食儲備充足，因此糧價上漲導致的CPI上漲不會長期持續。從2004年起，我國連續三年糧食保持大豐收，2006年總產量達到9949億斤，接近歷史最高水平；2005年國有糧食企業庫存開始回升，到去年底，國有糧食企業原糧庫存保持在4000億斤以上，占當年全國消費量的40%，遠高于聯合國糧農組織設定的糧食安全庫存17%到18%的標準。

　　同時，從歷史上來看，糧價只有漲幅超過20%才會對通貨膨脹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而目前我國糧食價格漲幅尚在10%以內。

　　而此次價格上漲后，對于城市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居民的影響，也得到了研究者們的關注。“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今年出現的情況不是中央檢查組去地方檢查投資項目，而是，溫家寶總理考察生豬生產和豬肉供應情況”，袁鋼明認為，當前城市居民的承受程度也是判斷宏觀經濟穩不穩的重要指標，因此，政府采取了措施對低收入階層進行補貼。

　　同時，接受采訪的研究者們也提出，肉價、糧價的上漲，從農民增收、平衡城鄉關系的角度看是有好處的。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更需關注普通老百姓、貧困地區會不會被高速增長甩掉的問題。

　　漲價不會繼續傳導

　　那么，CPI的上漲會不會繼續向宏觀經濟的其他領域傳導？或者說，在其他的宏觀經濟領域中是否仍存在將會誘導價格持續走高的因素？

　　除了食品價格外，在CPI中還有兩個指標值得關注，一是居住類價格，二是耐用消費品價格。之所以要單獨提出這兩個指標，是因為前者和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波動密切相關，而后者的上漲則正是我國此前發生通脹的重要指標；而且，這兩個指標都與工業生產、投資等密切相關。

　　先看耐用消費品。在過去20多年中，中國曾經歷了兩次比較大的通貨膨脹，一次是在1988年至1989年，通貨膨脹率的峰值達到18%；另一次是1992年至1994年，通貨膨脹率的峰值達到24%。在這兩次通脹中，都曾經發生過日用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的價格瘋長和搶購熱潮。比如，1988年電視機、錄音機、電風扇、洗衣機、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零售量分別增長20%至50%，日用品類價格上升了12.2%；1994年家庭設備及用品價格上漲了12%。

　　“而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耐用消費品價格的增幅一直是負數，從去年開始才成為正數”，對于5月耐用消費品2.4%的增幅，袁鋼明認為這是正常的，“適度上漲并不意味著通脹，而且要好于下降，因為它有利于產品更新換代，不能說下降才是安全的”。從這個指標上分析，袁鋼明認為，今年耐用消費品價格的適度上漲是合理的，不同于上兩次通脹的情況。

　　再看居住類價格，5月份其漲幅達到了4%，在CPI中也處于高位。接受采訪的研究者們都指出這反映出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行，5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的銷售價格上漲6.1%，特別是以前的非熱點城市如深圳等房價上漲很快。由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因此，袁鋼明提醒，要繼續對高檔、投機型房地產進行調控，以防累積風險和泡沫。

　　這兩個指標都與工業消費品價格密切相關。而從今年的情況看，工業消費品漲幅并不高。5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2.8%，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3.6%。

　　正因如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作出的宏觀經濟預測報告分析認為，PPI及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都擺脫了2003～2006年的高位運行狀態，進入平穩、適度區間。這說明CPI并沒有來自上游產業和生產環節的上漲壓力。

　　而同時，工業品價格向CPI傳遞的周期也由1年增加到2.5年，傳遞率從85%大幅度下降到31%。2003年到2006年工業品價格指數高于CPI的格局在2007年2月已被打破，CPI高于工業品價格指數平均達到0.35%。

　　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認為，真正的通貨膨脹會出現貨幣增長過快，尤其是出現勞動力工資水平上漲，工資和物價輪番上漲的情況。而最近兩年我國雖然工資有所上漲，但企業利潤的增長幅度仍遠遠超過工資上漲的幅度，也就是說，不可能出現因工資增長而產品提價的情況，因此不存在工資上漲引起物資的上漲壓力，也不會出現全面通貨膨脹。而且在他看來，只要CPI不超過5%，都只能稱之為“物價上漲”，而不能叫做“通貨膨脹”，5%到8%只是溫和的通貨膨脹，只有8%以上才是通貨膨脹。

　　張立群則從總供給和總需求的角度分析認為，當前的供給潛力很大：從生產要素的供給來看，資金、勞動力、技術都有充足的保障；而另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企業對于市場的反應越來越靈敏，市場短缺什么，企業就會很快組織生產出來。因此，在他看來，無論是糧食供給基礎，還是其他各個方面都不存在短缺，不會發生因短缺所致的通脹。

　　“CPI增長3%這是去年提出的調控目標。而這個目標也并不是指令性的或是強制性的”，張立群認為，從國際上來看，CPI增長3%也是一種非常溫和的價格上漲，不會對于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沖擊，而且，當前價格的波動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其增幅會超3%，但從全年來看，也不會距離3%遠很多，預計還將在當初調控目標范圍附近”。

　　袁鋼明則認為，關鍵并不在于具體數字的高低，而是要看宏觀經濟中各個指標是否均衡，“經濟要處于稍微上漲、略有通脹危險的情況下，才更有活力；否則就有可能出現經濟下滑、偏冷，伴生而來的則是失業增多、收入下降，那么老百姓將更難以承受”。

　　貨幣政策重新“適度從緊”

　　盡管CPI的走勢并沒有想象中值得憂慮，但是研究者們也認為，中國并不是沒有價格上漲的壓力，而這種壓力主要在于資產價格上漲，在于日益增大的流動性過剩壓力。

　　從宏觀層面上來看，經濟“熱不熱”已不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國家信息中心的預測將之表述為“上半年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趨勢更加明顯”。

　　而在《瞭望》新聞周刊的采訪中，張立群仍持樂觀態度，他認為宏觀經濟“高位走穩”，從投資來看，由于市場上沒有明顯的供不應求，因此也不可能實現漲價帶來的超額利潤，這使得企業在投資時將會更多考慮投資回報率和投資的風險，因而，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投資不可能繼續大規模擴張；再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現在中央對地方的調控越來越見效，“兩道閘門一道門檻”的強度也越來越高，而新上任的地方領導則大多選擇從民生、環保等方面來樹立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今年由政府拉動的投資也不可能實現較大的增長。

　　趙寶華認為，總體來看，宏觀經濟運行短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熱，總需求擴張明顯，CPI上漲明顯。但前瞻地看，我國目前正處于增長轉型、結構優化的發展階段，宏觀經濟仍然有可能會出現高增長、低通脹的好勢頭。

　　袁鋼明則選擇另一個角度，從宏觀調控部門的調控措施來反觀宏觀經濟。他分析說，不同于此前幾年從一二季度開始采取行政手段的情況，今年調控部門至今都沒采取行政措施調控，相反則更多的采取經濟手段調控，這說明，決策層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清楚的。

　　“提高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并不是‘打壓’措施，這也可以是保持經濟目前狀態的維持性措施”，袁鋼明認為，不同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中國，加息是一個比較軟弱的措施，甚至是一個支持經濟以目前態勢繼續進行的鼓勵性措施。“判斷是否過熱，并不是簡單地看GDP的增長速度，而是要看有沒有通貨膨脹、是否出現煤電油運的短缺”，在他看來，“今年的態勢比原來要緩和，而宏觀調控則是要保持今年以來又好又快的態勢”。

　　但在采訪中，研究者們都提出了要謹防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6月份，我國貿易順差達269.1億美元，再創新高；上半年貿易順差達1125.3億美元，同比增長84.3%；同時，截至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這意味著流動性過剩將繼續累積。

　　為緩解流動性過剩，在6月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近年來首次在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了“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取向。

　　今年以來，央行已多次搭配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等對沖工具，并發揮利率杠桿的調控作用，截至6月21日，今年發行央行票據已超2.5萬億元。同時，財政部還發行了1.55萬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購買約2000億美元外匯，作為即將成立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資本金。同時，自7月1日起，我國調整實施共涉及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抑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

　　“流動性是一個難題”，袁鋼明認為，增加流動性就是為了提升經濟，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放松貨幣增加投放，有助于刺激經濟增長；而經濟上升起來后，就可能出現貨幣太多，甚至成為災難。但是，想要沒有流動性過多而把經濟提升上去則是不可能的，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因此，在他看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流動性可能帶來的潛在沖擊，“要熱運行就是要防范流動性”。他認為，當前收縮流動性的手段是有效的，而這個時候可以由國家收住熱錢投資，即“收住熱錢，來做冷事”，這將是一舉多得的。(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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