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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風暴成為常態:陽光是最佳防腐劑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3日 04:03 第一財經日報

  專訪國家審計署法制司司長王秀明

  讓“風暴”成為常態:陽光是最佳防腐劑

  張馨月

  目前很多地方缺乏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的外部條件和環境,更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地方審計機關執法的力度和公告的力度客觀上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所以我們對地方審計機關的要求是積極創造條件,循序漸進,逐步推開

  作為審計人,無論是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還是普通的審計人員,他們似乎并不認可“審計風暴”這個詞,每每提及,都要在前面加上“所謂”二字。

  在他們看來,審計監督的公開透明,對被審計單位的一一點名應該是一種常態而不是“風暴”。

  “透明度是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最佳藥品,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將“風暴”變為常態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審計結果公告制度。

  按照《審計署2006至2010年審計工作發展規劃》,到2010年,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及其他不宜對外披露的內容外,所有審計和專項審計調查項目的結果將全部對社會公告。

  國家審計署法制司司長王秀明曾經多次參與起草審計工作報告,見證了我國審計結果公告制度的發展過程,在他看來審計公開是把“雙刃劍”,既有利于增強審計工作透明度,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同時對審計工作本身也是一種挑戰,給審計人員帶來種種壓力,因此提高審計質量始終是關鍵。

  朱镕基指示公開審計報告

  《第一財經日報》:審計結果公告制度在我們國家走過了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

  王秀明:1994年頒布的《審計法》對審計公告就有相應要求,提出在保守國家秘密和被審計單位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審計機關可以向社會公布審計結果。這是國際慣例,也是審計的一項權力,是履行審計監督作用的有效保證。

  2001年以前,我國的審計結果公告制度實際上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這和我們國家政務公開、民主法制的進程有關系。

  2001年10月,美國審計總署審計長來中國訪問,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接見了他,美國審計長提到他們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公開發表審計公告。朱镕基指示審計署可以搞。2002年初,他進一步明確指示要盡快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

  2002年下半年,審計署開始建立一些制度,規定辦理程序,先后制定了《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試行辦法》、《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辦理規定》,向新聞出版總署申請辦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雜志,國內外公開免費發行。2003年,這些基本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制度和載體都有了。

  第一次公告,審計署找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2003年的“非典”有許多經驗教訓,其中之一就是信息沒有及時公開。剛好“非典”結束之后我們又對防治“非典”專項資金和社會捐贈款物進行了一次審計,而且這項資金是老百姓最關注的。于是,2003年年底第一次正式采用審計結果公告這種形式公開了這項審計結果,拉開了審計結果公告的序幕。

  從不點名到點名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的公告和當時的公告有什么不一樣嗎?比如在披露詳細程度上,在表現形式上?

  王秀明:公告有一個發展過程,從2003年到現在我覺得有兩個變化。

  一是,開始是搞綜合性公告,就是把好多審了的單位匯總在一起,對綜合性的審計結果進行公告。比如防治“非典”專項資金審計,審計的時候是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審的,公告時把它們匯總起來。這樣不能原原本本的反映每一個單位的審計情況,說白了就是沒有一一點名。

  2004年,在繼續進行綜合性公告的同時,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開始點名了,當時有選擇的公告了國家林業局、國土資源部、鐵道部等國務院9個部門預算執行的審計結果,這是第一次進行單項審計結果公告。

  從2005年開始,對中央部門預算執行情況審計結果全部進行公告,一次集中向社會公告國務院32個部門的單項審計結果,2006年是一次集中公告了42個中央部門的審計結果。每個部門查出多少問題都是很清楚的,有評價有問題有整改。由最初的綜合性公告變成單項公告,這是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就是,加入了審計整改的內容。不光公告各單位存在的問題,還要公告他們的整改的情況,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等。審計結束后,審計報告先送達被審計單位,要求按審計意見進行整改,在行政復議或者訴訟期滿之后再公告。

  《第一財經日報》:這樣的變化意味著什么?

  王秀明:單項公告2004年第一年我們選了9家,有些媒體和公眾就問,為什么審了20多個部門,就公告這9家。當時其實也是一次嘗試,選擇哪個部門并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從2005年起,只要是我們審了的國務院組成部門,一個不例外,而且一次性全部向社會公告。這種方式已經實行兩年了,今年正在第三次這樣做。

  這樣對大家都比較公平,都是一類性質的單位,社會公眾和被審計單位也能看出,審計各單位查的問題及處理意見是不是一致,是不是一個標準。不能厚此薄彼,也便于公眾監督,看我們是不是能夠一碗水端平。

  《第一財經日報》:在你看來,是不是所有審計查出的問題都能公告出去,審計公告披露出來的比例達到了多少?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并不涉及秘密,但是出于某種原因,沒有披露出來的?

  王秀明:應該說沒有這種情況。審計查出的所有問題都要在審計報告中反映,除涉及保密內容外,都應進行公告。現在我們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這部分已經做到全部實行單項公告,其他大部分項目還是以綜合性公告為主,也有些公告單項的。審計查出的問題都公告了,只是公告方式不同,也是考慮到外部環境與社會穩定等因素,而不是對哪一個單位不敢公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審計公開是把“雙刃劍”

  《第一財經日報》:公告制度對審計工作帶來了哪些壓力?

  王秀明:最大的壓力就是我們自己的審計質量要有絕對的把握。這個質量包括兩個層次,一個是審計過程中程序、行為是否合法。這點如果做不到位,被審單位就可以告你,他們有(申請)復議或訴訟的權利。第二是審計認定的問題事實是不是準確,定性是不是到位、符合實際情況,處理是不是恰當,比如不同的單位同類問題的處理如果不一致,社會公眾就會提出質疑。實行公告制度以來,我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質疑。

  所以說審計公開是把“雙刃劍”,對審計工作本身來說也存在風險,要求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適當,評價客觀。

  《第一財經日報》:公告的發展不是一步到位的,那我們的審計能力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如何衡量我們的審計能力是否到位?

  王秀明:審計本身質量標準衡量比較難。到一個被審單位后,能不能把所有問題查出來、查得那么準確?難度很大,衡量標準也不一樣。一般有三層標準:一個是國家的法律法規標準,即依法審計,這個是我們要百分百做到的;第二個是我們的審計準則標準,有一系列的規范要求;第三個是社會公眾希望的標準,這個有時就很難達到。

  社會期望是很高的,但是不能把它作為衡量審計的全部標準。因為審計的力量和手段是有限的。比如一個單位有貪污腐敗分子,都是私下交易,不通過單位賬目,又沒有舉報等線索的情況下,審計不可能查出來,有人舉報也需要足夠的證據。審計的技術方法上也不能保證完全做到這一點,因為需要審計的面很大,審計只能是突出重點,而且是抽查為主。

  另外有許多問題還要看是誰的責任造成的。被審計單位有會計責任,我們有審計責任,如果被審計單位有意提供假賬,有意不提供某些賬戶,審計根本就發現不了。像這樣的問題,事后如果出事了,那是會計責任造成的。《審計法》規定,審計機關到被審計單位審計,首先要求被審計單位承諾提供的資料是完整真實的,單位負責人要簽字,進行書面承諾。這個責任如果分不清,審計責任永遠負不起。

  地方公布審計報告還有難度

  《第一財經日報》:審計公告,尤其是點名涉及到很多部門的利益,在這個過程中,審計人員有沒有感覺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有沒有遇到說情的,威脅施加壓力的情況?

  王秀明:那肯定有,審計與被審計雙方是一對矛盾,特別是查出涉及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和個人經濟犯罪案件的,阻力是相當大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強調事實定性要準確,包括用詞也要恰當。

  客觀地講,許多單位都不愿意被公告,所以剛開始有的單位會說我們這個不能公告,找的人也比較多。這兩年情況大為改觀,被審單位逐步習慣了,不好意思公開說情,因為我們審計署的規劃也是對外公開的,審計長多次說到要一視同仁。

  《第一財經日報》: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我們的審計公告有沒有達到我們的規劃要求和預期?

  王秀明:從審計署這個層次來說,基本實現了規劃的要求。除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的以外,從內容上都公告了,從形式上是綜合公告還是單項公告,可能還有一些區別。從載體上目前還沒有直接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對社會公開。

  按照國際慣例,真正的公告應該是把審計報告以“直通車”的方式直接對外公布。但是西方國家體制和我們不一樣,審計機關沒有行政執法權,審計結果除了披露,沒有別的途徑,只能通過公告輿論監督督促有關部門去解決,所以直接把審計報告對外發布。

  我國在實行審計結果公告的初期,外部環境和客觀條件還不成熟,真正與國際接軌,審計結束后直接把審計報告對社會公開,一步到位的這種方式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

  《第一財經日報》:審計公告制度在審計署這個層面步子走得比較快,但是在地方上可能還是有一定的難度,這種難度來自哪里?

  王秀明:目前很多地方缺乏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的外部條件和環境,更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地方審計機關執法的力度和公告的力度客觀上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所以我們對地方審計機關的要求是積極創造條件,循序漸進,逐步推開。

  我國的政務公開是大勢所趨,地方各級審計機關根據當地的客觀情況,特別是要堅持在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先試點,先易后難,逐步推開,然后再形成制度。把規范審計行為、提高審計質量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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