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日前指出，2006年全國發現的土地違法行為及立案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無論從案件數量，還是涉及的面積，都較2005年有大幅上升。(7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

　　然而“橫看成嶺側成峰”，同樣數據，站在不同的立場就能解讀出不同的內容。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王國強就認為，盡管土地違法案件大幅上升，但從查處結果來看，懲處力度實在太弱。全部131077件土地違法事件，平均下來，每261.6件土地違法，才有一人遭到刑事處罰。全國政協常委李雅芳近日也公布了一組數據，稱“2001年至2005年間，土地違法只有1%的黨政紀查處風險，0.1%的刑事責任追究風險”。

　　和其他領域的秩序失范一樣，土地違法大幅上升的原委并非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誠然，目前關于土地違法責任的法律規定還難稱盡善盡美，但也初成體系。《刑法》中關于土地違法的直接規定有3個條款，4項罪名，包括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罪。

　　此外，刑法第410條還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違反土地管理法規，濫用職權，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國家或者集體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土地管理法》更是詳細規定了11類土地違法行為，應追究刑事責任。至于規定土地違法行政責任的規范性文件，更是林林總總，蔚為大觀。

　　在這并不失明確與嚴厲的規定背后，是如此觸目驚心的超低查處率；在簡直可以忽略不計的查處率背后，則是一些地方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瀆職。在這執法瀆職和司法瀆職背后，則是困擾地方經濟的“查處”和“發展”的矛盾。在區域經濟競爭加劇的今天，借圈地尋租，以圈地促發展，已成為一些地區

　　土地違法的超低查處率，已使得全國耕地保有量頻頻被突破。19.2億畝耕地本是2010年的保有目標，但到2005年，全國耕地就只剩下18.31億畝。眾所周知，我國地多人更多，人均耕地在世界上處于較低水平，為了給子孫后代保住土地這一“生命線”，中國實施了據稱是“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制度”，那么，又是誰在屢屢突破這道“最嚴格”的制度防線？

　　問題出在哪里，就應從哪里著手解決。土地違法困局的破解，也應從責任追究的歸位始，從變更地方官員的政績評價始。要清醒地認識到，執法和司法的公正是超越了城市發展的更重要的政績，也是更值得珍惜的價值。要讓那些土地違法者，不管是哪一級官員，也不管是為了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應承擔其法定的責任。要讓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來證明，土地違法的責任追究是必定的和可預期的。唯此，土地違法之風方有得以遏制的可能。(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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