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張立偉

　　人們似乎都感覺到了經濟以及政策的不穩定性，但是卻不知道風險會來自哪里。中國的調控政策在順差、信貸、投資、CPI等一系列數據中選擇前進的方向，由于股市火熱導致更多的普通民眾參與進經濟政策的討論和博弈，這注定了調控的難度。

　　在一個市場國家，改變利率就可以影響一切經濟活動,而在利率非市場化的中國，存在多種的力量：地方政府成為投資主力、導致貿易繁榮的外資公司較多、東中西部政策傾斜不同、城市化以及新農村建設并存等等，這需要用更多的手段來控制這個日益龐大的復雜經濟體。就如央行行長助理易綱日前針對流動性所表示的，不能單純依靠匯率手段,而是需要打政策“組合拳”，來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壓力。

　　組合拳意味著政府將更多地介入經濟活動，來防止經濟“不平衡、不穩定”等因素擴大。事實上，大部分研究顯示，

中國經濟運行的一些問題主要因管制過多或者缺乏監管造成的，幾乎沒有給予市場犯錯的機會。但是，問題的出現使得政府具有干預的壓力，如地產業，民眾對于

房價的怨言迫使越來越多的政策參與進來，有的甚至自相矛盾，一個不成熟的市場確實不能自我糾正，只能通過政府的調控，但是，調控不是強化管制，而是疏導市場，并加強監管。

　　當一些政策運行時，另一些措施則在刺激經濟的活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保持25.5%左右的投資增速，且地產業過熱。從具體數據分析，則會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中部地區快于西部，西部快于東部，這種趨勢應該是國家開發中西部政策的正常體現，而去年開始的各地政府大規模開發

經濟適用房的行為必然也會為地產業的投資增速帶來新的強大動力。

　　正因為左右手互搏，部分抵消了一些行政措施的效果。當市場運行出錯時，行政手段偶爾用之則可能會改變人們的預期，但是，當如果使用行政手段出現不當，市場就會出現各自為戰的混亂，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違反者。比如在資本市場，如果頻繁的干預打斷人們可以觀察到的市場趨勢，會將參與者陷入未知的恐慌之中：沒有人知道市場明天會發生什么，這反而加劇了資本市場的短期投機以及市場的流動性過剩。

　　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同時實施更多領域的改革，目標太多是影響調控的另一個因素。政府不但對付眼前的流動性過剩等緊迫的問題，還要改善背后長期以來積累的收入差距過大以及由此導致的消費與投資、外貿不協調等問題，而在提高人們收入的時候，還要實施要素價格改革以解決因要素低估帶來的源源不斷的貿易順差，這也會帶來通脹、資產泡沫等，進而被迫提高利率，影響產能過剩的經濟，進而影響就業、收入和金融安全等，反而自我強化了對已有政策的依賴，因為沒有什么方法可以令調整不付出代價。

　　過多目標協調進行必使改革具有“漸進式”特點，這需要時間，世界是否會給中國一個長期穩定的環境還難以肯定，這會帶來調控的焦慮。并且，當市場感覺沒有什么效果的話，市場的力量可能反彈，從而抵消改革已經收獲的成果。中國具有過剩的勞動力、資金和產能，隨時都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沖向市場。

　　這項多目標的戰略調控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但是，對于一個戰略性調控且目標太多的改革，無法向一個具體的部門作出具體量化的行政要求，能否消除一些部門利益以及發揮其能動性值得懷疑，這為調控的效率帶來新變量。事實上，變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某些強大的經濟力量、民眾情緒、意識形態者等眾多力量都有可能介入，從而影響調控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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