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文

　　如果國家外匯投資公司成立，近期將對貨幣政策、外匯儲備運用及股市和債市發展等方面產生深遠影響；從長遠來看，則有助于實現“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

　　面臨資源瓶頸

　　回顧50年的新中國成長歷程和近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完成了全社會的初步資本積累，資本積累的渠道亦實現了由單一的國家資本積累到集體、個人積累并重的轉型，但也出現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內外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

　　誠然，改革開放初期，體制性變革的因素確實帶來了全社會受益的 “帕里托改進”，從而為今日“

和諧社會”的實現奠定了基礎，但制約中國持續性發展的結構性瓶頸卻日益嚴重，這才有了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發展方式及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確立。

　　而如何實現上述目標，筆者認為僅靠體制性改革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在生產力方面的突破。目前中國仍然具有較強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早期的低廉資源優勢正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深入不斷弱化，而且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低效使用，形成了嚴重環境問題，高昂的環境、社會成本正侵蝕著勞動力成本優勢。

　　通過加大環保力度和提升生產效率，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但是隨著融入工業鏈條的人口日益增多，自身資源能否承載13億人的發展需要成為了新的挑戰。

　　發達國家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則是通過盡量獲取外部資源和 “產業空洞”，將資源緊張和環境成本外移出去，那么擺在中國面前的，就是如何用和平的方式來迎接這一挑戰。

　　資本矛盾激化

　　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實現 “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

　　在中國市場化程度很低的發展早期，以中國農村改革和城市開放為突破口，通過開放市場、讓渡紅利、政策優惠、權力下放等促進因素，帶來了資本的進入、技術的嫁接、管理的改善和人才的涌現，從而推動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軌道，逐步樹立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在快速推進，數以萬億的已分不清國界、民族性的資本不斷侵蝕著世界的各個角落，使得現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得以普遍推廣，同時在種族主義、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外衣遮蔽之下的資本矛盾給世界發展制造麻煩也越來越多，例如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印尼動亂和“9·11”事件，可以說在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美國化沖突的背后，實質是資源始終緊張下的資本矛盾的激化。

　　對于中國而言，這種矛盾對外表現為以中國威脅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認、貿易摩擦、

人民幣升值等問題為形式的 “中國資本”與“外部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對內則表現為環境的惡化、分配的不公、失業的增加、福利的落實等問題為形式的“大資本”與“小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

　　定位“世界資本策源地”

　　化解由于資本矛盾外化出來的內外結構性失衡，出路在于，即通過資本戰略布局，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資本策源地”，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設立，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一方面，通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在外部

能源和材料、實用技術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資產配置，進一步加強“南南合作”、建立資源儲備池、提高中外資本的融合度及轉變貿易方式等，最終實現“中國資本”的外部戰略布局。

　　一方面，通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投資運作，扭轉由于外貿順差帶來的國民福利外流的局面，增加內部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技術以及規避風險的渠道，進而加快內部產業升級、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環境成本企業內部化和對關鍵領域的絕對控制。

　　當然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依然面臨著許多障礙，尤其是在外部布局方面，發達國家的干涉、東道國家的民族情緒、競爭對手的干擾以及中印之間的 “龍象之爭”，都會成為這一進程障礙因素。但隨著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資本運作，相信外部約束會隨著中外資本的逐漸融合而弱化，通過內外互動的調整來遏制和化解結構性失衡問題。

　　(作者就職于中國建設銀行總行，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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