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郭國松

　　6月24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第四次審議<勞動合同法>(草案)。如同<物權法>一樣,這部法律草案亦采取開門立法的形式,通過公開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彌補了<勞動法>中的一些缺憾,以有效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利。

　　相比之下,對資方構成"即時威懾"性質的內容,則是附帶懲罰性條款的強制簽訂勞動合同等問題——"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但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勞動者沒有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情形續訂勞動合同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次日,在鄭州舉行的"發展和諧勞動關系高層論壇"期間,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兼理事長陳蘭通表示,根據2006年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制定的全面推進

　　陳蘭通只是向我們描述了一個未來圖景,但并未說明眼下中國各類企業與職工簽訂符合法律規定的勞動合同的比例有多大。事實上,官方也沒有準確的數字,一些從事研究的學界人士估計,勞動合同簽訂率總體不會超過70%,大量的私營企業,普遍未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

　　這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不管政府相關部門如何三令五申,那些視勞動合同為兒戲的企業,依舊我行我素,更不用懼怕承擔法律責任。那么,為什么要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性地要求企業與職工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呢?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勞動者也是"計劃"中的一部分,無須合同,其生老病死,皆由所在單位包干到底,那種情形,實在可以用"同生共死"來形容。而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勞動關系,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勞動者從過去的相對靜止狀態轉變為流動狀態,從"企業人"演變為"社會人"。

　　勞動者角色的悄然轉變,使得用法律來規范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必然。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勞動合同,既是確立勞資雙方法律關系的契約,又規定了彼此的權利和義務;當一方違反合同時,就構成了對另一方合法權利的侵犯,并由此導致經濟賠償等一系列法律后果。

　　既要最大可能地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又要避免在保障職工權利方面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使某些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不愿主動與職工簽訂對自己有約束力的勞動合同,實質上就是為規避法律。很多情況下,當勞資糾紛發生時,那些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工人,竟然無法證明與資方存在著勞動關系,即使提起勞動爭議仲裁、訴諸法院,也很難尋求法律救濟。

　　由于中國尚處在城市化、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人口眾多,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勞動力仍將維持嚴重供大于求的局面,特別是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謀生,決定了勞資雙方地位的不對等,勞動者相對處于弱勢。正是考慮到勞動者的弱勢地位,該法規定,只要用工時間超過一個月未簽訂勞動合同,或者違反法律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就要面臨向勞動者每月支付雙倍工資的法律后果。這種帶有對違法后果進行懲罰性質的法律條款,使用人單位無法繼續使用消極懈怠的手段,拖延或拒不簽訂勞動合同——勞動者或許"巴不得"用人單位違法——否則,它將付出經濟賠償的巨大代價。

　　不出所料,已經進入四審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即將表決,它為勞動者提供了一種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的手段,并且對資方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即時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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