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一位朋友原先在某商業銀行的順義支行擔任行長，最近被調到了市區的某支行。職務仍然是行長，離家也近了，但這個哥們卻并不是很開心，他說主要是“拉存款比以前難了”。

　　剛開始我還有點疑惑：市中心居民的平均收入遠高于郊區居民，攬儲應該更容易才對啊。

　　他的回答很耐人尋味：現在越富的人越不存錢。他說，他們北京分行的各個支行中，存款余額能夠保持增長的，基本是郊區的支行，位于城郊結合部的分行基本只能保持穩定，而越是靠近市中心的，存款流失得越厲害， 存款都流失到哪里去了？這位行長解釋和現在媒體與學者們的說法大同小異，大同是被股市分流了，小異是提款買房的人也多了起來。

　　因此，有一點結論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中國居民的存款正在大規模轉為資產(

股票或者房產)。按照央行的統計，上個月央行存款余額少了2700多億，同比更是少增了7000多億，相當于約7%的存款總量流失！這個比例不可謂不驚人。而“越富的人越不存錢”的現象則意味著，現在收入越高的人，財富資產化程度越高，收入越低的群體，財富的存款比例則越高。

　　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目前的利率水平和股市、樓市的繁榮，從整體上說，反而加劇了中國城鄉居民貧富的差距。因為，這兩年資產價格上漲速度遠遠超過消費物價(CPI)上漲，而最近兩個月的CPI又開始超過了銀行存款利率。

　　當然，如果除去食物和燃料價格上漲，目前中國CPI只有1%左右，仍然低于現行利率，這也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反對加息的主要依據(或許正是受到了這個觀點的影響，央行在5月份宏觀數據出臺后沒有作出加息決策)。

　　事實上，西方的經濟學家們在分析通脹形勢和考量貨幣政策時，更注重的是核心CPI，也就是排除食品和燃料價格變動因素外的其它消費價格變動的指數。中國的這一指數應該就在1%左右。

　　但需要指出的是，食品以及燃料價格之所以沒有被西方國家列入核心CPI，首先是它們的變動更多的是受季節影響，與宏觀經濟形勢關系不大，其次是這些商品的消費比重很小。

　　而對于恩格爾系數在幾年前才跌破50%的中國來說，食品消費在整個支出中的比例仍然具有戰略性地位(食品在中國的CPI中所占權重達到三分之一)。因此，在吃飯一直是最大社會問題的中國，食品價格絕對不能被排除在“核心”之外。

　　更具有深遠影響的另外一個變化是，由于

能源緊缺與生物燃料的興起，糧食和能源價格已經開始深刻受到全球經濟周期的變化，季節變化已經只是次要問題。事實上，這次國內學者們都已經注意到了這次豬肉價格“反季節”上漲的現象。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在最近幾年，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在公布宏觀數據時，已經開始淡化核心CPI(不信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現在關于普通CPI的報道遠遠多于核心CPI)。而且，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歐元區，最近兩年來，其基準利率水平不僅都超過了核心CPI，也都超過普通CPI一到兩個百分點！這與最近兩個月的中國CPI與利率水平的倒掛形成鮮明對比。

　　因此，無論從國際慣例，還是中國具體國情(低收入者存款比重高于高收入者)來看，目前中國存款利率低于物價漲幅的現狀都是不公平的。

　　當然，除了公平，效率在經濟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而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的那樣，貨幣政策屬于全局調控手段，而財稅政策則是局部調控手段，因此，貨幣政策偏重于追求效率，而財稅政策更偏重于實現公平。

　　在中國，直接“受眾”最廣的稅種莫過于利息稅，但在“越富越不存錢”的環境下，這一稅種卻與財稅手段的實現公平的初衷背道相馳；反過來說，取消這一稅種，有助于緩解社會分配的不公平性。

　　除了公平性，取消利息稅比起加息還有更強的可行性：加息對于樓市固然有降溫的作用，但按揭利率的提高卻會使得“房奴”的壓力有增無減；而且，加息對樓市的沖擊，還會將更多的熱錢擠到股市中，使得股市熱度更甚。而取消利息稅，其實際效應相當于只加存款利息不加貸款利息，因此絕無上述二弊。

　　而如果央行直接采取只提高存款利率而不提高貸款利率的手段，商業銀行卻會受不了，因為如果要達到取消利息稅的存款“加息”效應，銀行的存貸款利差將縮小0.76%左右，這將使得中國各商業銀行的大半凈利潤化為烏有，到那時，調到市區當行長的那位哥們只能是愁上加愁。

　　或許只有

財政部不大高興取消利息稅，因為每年將因此少了1000來億的收入。不過，這次提高印花稅，卻至少能增加2000億歲賦，補上堤內損失綽綽有余。

　　但取消利息稅千好萬好，卻有一點不好，就是得人大開會討論才能決定，這比起財政部提高印花稅，央行加息要麻煩得多。

　　越是好事越麻煩，越是負面作用大的政策越容易出臺，這很有些耐人尋味。

　　鮑迪克

　　baodik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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