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分重視東亞金融合作

　　●實行金融開放重視快中求穩

　　●首先合作消除轉型不確定性

　　●緩解結構性失衡的負面影響

　　孫立堅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際資本向包括東亞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大規模流入，標志著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開始進入了一個實質性的起飛階段。由于當時發達國家本國的資本投資回報率疲軟，促使這些國家放松了對資本流出的監管；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倡導的金融自由化方針下，不斷開放自己本國的市場，從而突破了制約經濟增長的資本、技術和市場的瓶頸。

　　之后隨著IT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勢不可擋。不幸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經歷了痛苦的磨難。危機頻發促使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加快了金融合作的步伐以避免今后可能出現的地區性的災難。中國政府不僅十分重視這類金融合作，而且正在積極探索金融全球化時代自身金融自由化的最佳順序。

　　目前亞洲金融合作機制是危機導向型的，對改善這個地區的結構失衡意義不大，需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結構調整的合作措施，以改善對美國經濟過大的依存度。從表面形式上看，中國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如果中國市場的需求水平能充分支撐亞洲區域內的貿易，那么，東亞合作機制將會起到實質性的成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周邊國家要求中國在商品市場、要素市場開放的基礎上加快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的進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國正處在經濟的轉型階段，不確定因素很多，轉型的成本很大。海內外經濟學家通過大量對金融開放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結果。相反，東亞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恰當的金融開放戰略甚至會斷送實體經濟發展的碩果。

　　自從2006年12月21日中國銀行業度過了加入WTO的“保護期”，開始向境外金融機構不斷開放自己的人民幣業務。這標志著中國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包括人民幣的

匯率制度、資本賬戶下的自由兌換、資本市場準入的門檻條件等金融自由化的環節，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這表現出中國政府為實現金融自由化的戰略而推行快中求穩的戰術。

　　事實上，海外學者對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現象的研究也表明，金融開放的初始條件決定了開放的最終結果。如果沒有一個良好金融體系的支撐，沒有一個健全透明的制度體系，沒有一個自律性的宏觀政策原則，以及缺乏貿易自由化這一實體經濟面的一體化進程，就不可能產生金融開放所帶來的豐碩成果。即使出現了暫時的繁榮，也是在扭曲的經濟運行體制下的非理性的虛假現象。

　　上個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爆發的接二連三的金融危機充分說明了這一經濟學原理。相反，如果具備了開放的這些“初始條件”，金融開放反過來會促進金融體系和制度建設等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目前，制約中國金融體系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不是中國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能力不足，也不是金融監管體系的效力的疲軟，而是轉型的不確定性使得大眾對金融資本的投資回報率看得比任何東西都重要而且更為迫切。

　　房地產市場和

股票市場價格的高揚都有這種“追漲殺跌”的成分。所以，消除轉型的不確定性才是保證金融開放的前提條件。東亞金融合作如果能在這個方面首先開展合作，那么，金融開放才能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堅實穩固的基礎。

　　當然，為了緩解結構性失衡給東亞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東亞各國還應該多采取其他的合作戰略。比如，共同干預外匯市場，以保持幣值的穩定。否則，一國單邊的干預行動雖然也能給東亞地區帶來雙贏的效果，但是容易引起操縱匯率的質疑。不管怎樣，逐漸減少干預的頻度主要取決于東亞經濟失衡狀況的改善程度。總之，東亞經濟正在成為全球最活躍的一個經濟體，金融合作的得體與否直接關系到這一區域實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作者為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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