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時間6月20日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再度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一項改革表示支持。他稱，這項改革將使靈活度不足的匯率制度和不足以支持匯率制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督。

　　這是短時間內，保爾森第二次公開聲明對IMF改革的支持。6月18日，IMF公布修改匯率監督制度，增加了“成員應避免會導致外部不穩定的匯率政策”的第四項原則。第二天，保爾森就表態稱“這一決定發出了強烈信號，即IMF將重新把匯率監督作為其核心職責，并恪守匯率監督方面的規定”。

　　從美國政府利益立場出發，保爾森的論調不難理解。但這種論調，以及IMF的改革舉措，并不能贏得IMF所有成員的贊同和支持。中國央行在IMF改革措施公布后，就立刻宣稱對此持保留態度。

　　IMF的新原則以“外部不穩定”為重點，而目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又經常被指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因此，美國挾IMF新規以令中國的嫌疑無法排除。這一點，其實美國輿論亦有所反映�！度A爾街日報》的報道就宣稱，美國自2005年開始游說IMF改變

　　無論IMF此次改革的背景如何，我們都主張應從更寬的視角來看待IMF匯率監督框架的變革。在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3年崩潰之后，世界貨幣體系第一次進入了自由浮動時代。由于各國都有沖動用降低匯率的辦法取得出口商品的競爭優勢，以及其他種種造成各國幣值不穩定的因素存在，IMF在這種相對自由的國際貨幣體系中起著某種穩定作用。如果以改革促使IMF今后發揮更有效的穩定作用，而不是相反，則這些改革必須建立在公正的原則上，并經過成員充分探討達成共識，而不是某種勢力單方面改變規則。

　　正如保爾森所指出的，IMF的匯率監督框架自1977年建立以來30年都沒有變動過。實際上，由于近年來IMF在為成員提供金融援助以幫助其度過國際金融危機、促進成員間貨幣合作維持幣值穩定等問題上作為有限，甚至在援助陷入金融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問題上飽受指責，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已經受到諸多質疑。適應新的世界經濟形勢、防止自身被邊緣化的任務早已經提上IMF的改革日程。這種改革是必要的，但其方向應該是成員的長期穩定共贏，而不是成為國與國之間施壓的新工具，特別是在匯率監督框架方面，很容易侵犯成員的經濟主權，悖離相關國際法。

　　IMF官員在改革措施公布后舉行的電話新聞發布會上，對此次改革與中國的關系問題上含糊其詞，表示并非存在長期巨額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就意味著匯率操縱。在IMF匯率監督框架改革的全部具體內容尚未公布的情況下，這一改革對中國的匯率水平和

　　不過，在新匯率監督框架中匯率操縱的具體判斷標準中，包含有長期大規模的單向干預、長期的巨額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等內容。顯然，即便IMF新規的指向并非完全針對中國，但這個規定易為別有用心者利用。不論IMF本意是不是針對中國，匯率監督框架的改革很容易對中國產生影響。

　　盡管IMF只是一個監督協調機構，匯率監督的四項原則只是給成員提供一個指導方針，并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性質。不過IMF總裁拉托卻表示有信心，單國際輿論就足以讓匯率操縱國改變做法。這就是說，雖然IMF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力，但有了IMF公布的匯率操縱標準，美國在指責中國的時候無疑就有了更多借口，同時掩蓋其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尤須提醒的是，某些國家打著IMF的國際旗號，以所謂“反匯率操縱”名義侵犯他國經濟主權，進而實質上操縱別國匯率，以此最終達成以鄰為壑并轉嫁危機的目的。

　　事實上，IMF此次作出的匯率監督制度改革，所增加的第四原則，于消除目前世界經濟面臨的失衡危險的目標難以達到。正如很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美國之所以存在巨額貿易逆差，主要是由國內龐大的財政赤字和過低的儲蓄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也只能將美國的貿易逆差來源從中國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并無助于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這一點，中國央行在表達對IMF改革的意見時，亦有提及。

　　我們相信，國際經濟體系和貨幣體系需要監督和協調，但只有公平、恰當的監督和協調才真正有助于維護全球經濟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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