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評論專欄作者梅新育

　　5月份貿易統計數據顯示，當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656.5億美元，增長24.4%；進出口相抵，5月份貿易順差同比猛增73%，高達224.5億美元，遠遠超出市場普遍預期。數據發布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實，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效應和搶關出口現象，5月份的貿易順差本身并不應令人太過驚奇。

　　一般而言，在貨幣升值情況下，經常項目收支的變動為：初期經常項目收支盈余繼續增長；6-12個月后經常項目收支開始惡化；1.5-2年后，經常項目收支惡化程度達到極限，此后經常項目的余額開始不斷上升。產生這一效應的根源，在于從外貿合同簽訂至商品實際交貨之間存在時間差，以及價格談判能力。在本幣升值情況下，由于存在上述時間差，海外客戶即使最終轉向其他貨源地，也不可能馬上完成轉移訂單，已經簽訂的合同還需要繼續執行；由于出口商價格談判能力增強，出口商有能力要求海外客商隨本幣升值而接受提高后的價格。盡管中國制造業部門在總體上還不具備十足的定價權，但價格談判能力正在增強，不少出口合同增加了旨在應對匯率風險的條款，如規定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一定幅度，則出口商品美元價格上浮若干；出口商品以人民幣計價，按結算日匯率折算美元支付，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貿易大國的一些人如果希望人民幣匯率調整，能夠立竿見影地降低他們的對華貿易逆差，那大概是注定要失望了。

　　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從今年6月1日起，調整了部分商品進出口暫定稅率，其中一項內容是對110種出口商品開征出口稅，提高32種商品的出口稅率。就中長期而言，此舉無疑有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推進國家產業結構和外貿商品結構提升。但在短期內，其效果將是激勵企業在新稅率生效之前搶關出口，從而擴大貿易順差。

　　任何政策工具要發揮效力都有一定滯后期，而且，由于市場參與者的理性應對措施，一項政策工具的短期效應很可能與其中長期效應背道而馳；中國5月份貿易順差呈現新高不足為奇，但這個事實再度凸顯了美歐經濟調整的迫切性。

　　1-5月，歐盟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歐雙邊貿易總值1298.7億美元，增長29%，高出同期我國貿易總額增幅5.3個百分點；美國為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總值1151.7億美元，增長18.2%。而我國宏觀經濟失衡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國際影響所致。因為正是在美國人寅吃卯糧式消費需求以及滿足這種消費需求的預期利潤的拉動下，中國才有過多的資金投入投資而不是國內消費。而且，美國等發達國家在

二戰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為了執行課稅政策和轉移支付規劃，為了比較平均地分配可供支配的收入，低儲蓄率和低投資率是得到政府和輿論界認可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格局；而由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由于在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其政界更傾向于將調整的負擔推給別國而不是自己承擔不無痛苦的經濟調整，使得其“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格局遲遲難以真正轉變，這才使其他東亞經濟體的龐大順差經久難消，只不過具體表現的經濟體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現在又轉移、集中到了中國大陸而已。

　　有鑒于此，調整我國宏觀經濟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僅僅依靠中國，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也需要調整。如果被要求調整的是綜合實力較弱的一方，那就既無效果又不公平。去年12月15日，

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講，提到美國相應地必須在提高國民儲蓄率、避免保護主義等方面承擔責任，是一種值得稱許的進步。前段時間發布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聯合情況說明》中提到“中美雙方還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國國民儲蓄率，提高美國國民儲蓄率”；“雙方決定在今后的六個月中優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美國將采取措施，增強長期財政責任，并采取新措施鼓勵私人儲蓄。”這是令人欣慰的進步，希望能夠督促美國落實。只是舒默、格雷厄姆、鮑卡斯、格拉斯利4個美國參議員公布所謂應對“中國等國家不公平低估貨幣”的法案，曼德爾森就中歐貿易問題大叫大嚷，又提醒我們不可低估督促美歐作出這種調整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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