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患上了嚴重“帕金森癥”的政府，機構膨脹的死結沒打開，怎么去談規范政府收費？同樣，沒有信息公開與透明的法制建設，所有規范政府收費行為的制度政策，就像閉門造車一樣，永遠上不了時代的高速公路。

　　“愈演愈烈的收費問題雖經多次清理，但成效甚微。”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朱明熙說，“由此可見，這將是一場艱難的政府改革。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由于利益關系阻力很大。”目前，行政部門越權立項、無證收費、收費不公示、任意擴大收費范圍、隨意提高收費標準、搭車收費、坐收坐支和只收費不服務等現象在中國普遍存在。

　　“政府收費”當然有其依據，準公共產品、負外部效應的存在以及公共資源產權界定、受益者負擔等就是政府收費獨立于稅收的堅實理論基礎。關鍵的問題是，目前我國許多地方無論是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范圍還是收費資金的管理使用，都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收費的本質和初衷，存在嚴重的異化現象。在中國，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就是“單位創收”，許多機構雖然沒有收費項目，卻可以千方百計地創造收費項目。如果說預算內、預算外資金分別是第一、第二財政的話，那么，這種基于“單位創收”的政府收費則可以稱為“第三財政”了。

　　英國政治學者諾斯科特·帕金森寫過一本書叫《帕金森定律》，他發現，一個人做一件事所耗費的時間差別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鐘內看完一份報紙，也可以看半天。據此，他得出結論，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機構會像金字塔一樣不斷增多，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每個人都很忙，但組織效率越來越低下。這種金字塔上升的現象，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權力擴張引發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場傳染病”。在我國，機構精簡年年改，結果越改越大。為了讓龐大的官僚機構正常運行，政府機構就會利用公民察覺不到的方法來增加公民的稅收負擔(比如說亂收費)，從而擴張財政支出。

　　有這么多人員，就要吃這么多飯，其實道理很簡單。更可怕的是，這種局面一開張，強大的內在機制一形成，最后可能“覆水難收”。對“第三財政”的征收，必然又會產生了一支基本征收隊伍，這反過來又推動了機構的膨脹。機構膨脹與政府收費之間一旦“相輔相成”、“相依為命”，政府收費不異化也難。約瑟夫·熊彼特曾說：“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文明程度、社會結構以及政策可能釀成的行為方式，都記錄在它的財政史上。”當我們的眼光審視當下的“收費政府”現象時，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狀況。

　　“第三財政”的存在表明，政府其實也是“經濟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政府固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體利益，為公共利益著想，但公共利益與政府利益存在的共同點并不能抹殺兩者之間的差異。按道理來說，若政府“經濟人”角色的沖動與公眾利益的效用函數相一致，政府利己主義的行為并非不可，這也是激發

　　盡管現在各個地方禁止“亂收費”、“越權收費”的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制度天生就有過剩的危機。如果要反思這些文件、通知為什么沒有用，首先得想想這些文件是怎么制定出來的，又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中制定出來？試想，一個患上了嚴重“帕金森癥”的政府，機構膨脹的死結沒打開，怎么去談規范政府收費？同樣，沒有信息公開與透明的法制建設，所有規范政府收費行為的制度政策，就像閉門造車一樣，永遠上不了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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