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力

　　據報道，今年6月，山東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贈的熱潮。市委市政府發起“慈善月”活動，從市委書記到水電維修工，從集團公司到個體工商戶，全都參與其中。短短10天，募捐現金近2000萬元，企業認捐基金超過10億。在這創紀錄的募捐成績背后，則是一雙強大的政府推手在運作。該市以行政方式層層推進募捐行動，各單位募捐成績被納入績效考核，一些官員更是把募捐當作“政治任務”逐級下達。

　　慈善捐贈乃是出于愛心，完全是個人的自覺行為，一旦通過強制力來迫使人們捐贈就扭曲了慈善的積極意義。實際上，過多的行政化色彩始終是我國慈善事業的一個弊端，這使得一些官僚作風延續到了慈善領域，權力尋租就是一種明顯表現。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長余彭年是我國一位著名的慈善活動家，他曾經捐過十部救護車，結果發現有一半都被當地政府挪用變成辦公車了，并沒有被用于救死扶傷和接病人；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曾經委托有關部門尋找貧困學生給予資助，結果送去的所謂貧困學生竟然是當地領導的子女，無奈之余，他只好花費200萬元自己派人去尋找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行政化色彩伴隨慈善機構，使得這些機構的運行效率低下，透明度不夠，信譽和形象也難以受到社會的認同，這影響了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截至目前，中國有近200家慈善組織，接受的捐贈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0.05%，而美國有各類民間慈善組織150萬家，其所吸引的社會捐贈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7%至8%。兩者之間的差距之一，就是我國慈善機構多寄生或依附于政府有關部門，行政化色彩過濃，而美國慈善機構基本上都是民間自主成立。

　　這種區別在制度的設計方面體現得更為明顯。在美國，政府通過稅收、財政政策對慈善機構予以支持，以帶動民間財力興辦社會公益事業。而在我國，只有中華慈善總會與中國紅十字會等五家慈善機構，是捐贈全額免稅的慈善組織。也就是說，只有這些極少數慈善機構獲得了政府的特別許可，有權開出可以得到政府

　　社會財富有三種分配，其一是追求效率的市場分配，其二是政府通過財稅制度主導的二次分配，其三是依靠安心和社會責任進行的三次分配即慈善事業。顯然，慈善事業的本質就是一種以愛心為依托的財富分配，應該靠社會、靠人們的自覺來完成，而不是靠強制力來完成———這不僅容易使財富分配的形態發生扭曲，同時也容易傷害到人們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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