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錚

　　在導致“民工荒”的原因方面，社會各界的分歧正在逐步縮小，越來越多的人認可“民工荒”總體上是“青年民工荒”甚至“青年女工荒”。隨著“青年民工荒”的出現，這些民工進入中年后繼續在城市就業并在城市定居的條件正在逐步成熟

　　近日，就如何看待“招工難”(即通常所說的“民工荒”)等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培訓就業司司長于法鳴接受了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專訪。

　　于司長認為，當前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1.2億人以上。在此前提下出現的“招工難” ,是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的突出表現。從總體上來看，企業對勞動力年齡和性別的需求與供給出現差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初的調查表明，近六成的崗位要求年齡在18~25歲之間，近三成的崗位要求年齡在26~35歲之間。在性別方面，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一直高于男性。而在外出勞動者中，青年勞動力特別是女性的比重呈下降趨勢。

　　“民工荒”的兩種誤讀

　　在我看來，上述專訪意味著：第一，在導致“民工荒”的原因方面，社會各界的分歧正在逐步縮小，越來越多的人認可“民工荒”總體上是“青年民工荒”甚至“青年女工荒”。第二，隨著“青年民工荒”的出現，這些民工進入中年后繼續在城市就業并在城市定居的條件正在逐步成熟。

　　“民工荒”出現并引起關注后，社會各界對“民工荒”的成因進行了多角度探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對“民工荒”認識的加深，人們發現，當初提出的許多解釋是有局限的。

　　有一種解釋認為，政府減輕農業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導致民工回鄉務農，從而導致“民工荒”。統計數據表明，政府的上述政策確實導致了鄉村居民2004年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該年鄉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個百分點。但2005年，這一比例又回落到30.1%(《見中國統計年鑒 2006》，第368頁)。可見，這種解釋至多只能解釋2004~2005年的“民工荒”，而無法解釋為什么2006~2007年“民工荒”依然持續。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民工工資水平太低導致了“民工荒”。但最近幾年，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以對低工資企業或行業影響最大的最低工資標準來說，2006年，深圳(關內)的最低工資為810元，東莞的最低工資為690元，分別比2004年的574元與450元增加了41%與53%。但今年春季，深圳、東莞仍然大量缺工。可見，這種解釋可以說明為什么低工資企業招不到工，卻無法說明全國民工供求的總體形勢。

　　總體上是“青年民工荒”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轉向民工市場的年齡/性別結構。有學者對全國2700多個村莊的勞動力使用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表明，3/4的村莊都認為村里30歲以下的青年人中，能夠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出去了；30歲以下的年輕農村勞動力，也就是城市制造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供給越來越不足。

　　有的學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進行估算，發現雖然2004年的民工總量比2003年增加了433萬，但2004年25歲及以下的民工數量反而比2003年減少了20萬。可見，2004年出現“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25歲以下青年民工供不應求。

　　有的學者分析了鄉村剩余勞動力的年齡結構，發現比較容易轉化為民工的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只有5212萬。(2004年，40歲以下的民工占全部民工的84.5%)還有的學者指出，民工離土不離鄉的轉移方式，使得城市企業可以只利用勞動力之勞動生命最年輕的時段，而農村40歲以上的勞動力則只能留在農村，因而出現了一方面農業勞動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城市所需)勞動力供給卻出現萎縮(見侯東民：《勞動力剩余下的“民工荒”》，《第一財經日報》2007年6月5日)。

　　既然鄉村30歲以下勞動力能當民工的基本上都進城務工了，如果不放寬用工年齡，那么，個別企業或地區增加民工工資并不會導致“民工荒”消失，而只能帶來“民工荒”搬家。

　　中年城市就業是

　　民工城市化的必要條件

　　“民工荒”帶來的企業用工年齡的放寬，將為民工進入中年(中年是指從35歲到55/60歲)后繼續在城市就業創造了條件。

　　目前，社會各界都在呼吁為民工城市化創造條件，政府各部門也在探討如何解決民工城市化中的各種問題(諸如戶籍、住房公積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但在我看來，民工進入中年后能否繼續在城市就業，應該是民工城市化中最重要的問題。

　　對民工及其家庭來說，城市化是事關他們人生道路的重大選擇。他們不得不從一輩子即整個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考慮城市化所需的支出與收入，同時還要考慮城市化對他們子女人生道路的影響。筆者根據全國城市民工專項調查的資料，用“年齡結構—生命周期”模型對民工家庭城市化的經濟條件進行了估算。所得出的結果是：

　　第一，假定民工一家三口，夫妻兩人工作到55歲退休，退休后的生活由養老保險解決。在此前提下，如果民工夫妻能夠連續工作到45歲左右(即工作到達到退休年齡前10年)，則民工家庭除了有能力負擔一輩子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開支與義務教育開支外，還有能力在房價不變的前提下，在退休前2~3年購買70平方米建筑面積的住房。

　　第二，對民工子女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或者再進一步，給民工家庭與市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這些措施對民工家庭城市化是有積極影響的。但與就業相比，這些措施的影響又是次要的。以民工夫妻能夠連續工作到45歲左右為例，(沒有工作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只要民工夫妻的工作年限能延長2年，給民工家庭帶來的收入就超過了同時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與最低生活保障給民工家庭帶來的受益。

　　第三，受過中等技術教育的技工，不僅工資水平比普通民工要高，而且技工的工作經驗隨著年齡的增長日益豐富。所以，技工的工作年限大大超過普通民工，絕大多數技工可以工作到退休。讓子女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并成為技工，既意味著民工子女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又意味著民工子女徹底擺脫中年失業的困擾，從而使得民工下一代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在生活上可以向城市普通市民看齊。

　　應該承認，要保證民工能夠工作到退休難度是比較大的。但至少應保證民工中年前期(即從36歲到男50歲/女45歲)能夠在城市就業。種種跡象表明，“民工荒”正在迫使企業逐步放寬用工年齡。2006年夏天，筆者在晉江調查時，當地勞動部門介紹說，當地制鞋業與服裝業的用工年齡已經放寬到48~50歲。珠三角有的媒體甚至報道說，今年在深圳，50多歲的民工一樣受企業歡迎。如果從現在開始著手解決民工中年城市就業問題。經過10~15年的努力，這一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作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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