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國務院已正式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發改委在“通知”中要求兩市要“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昨日《羊城晚報》)。

　　有人習慣地認為，這意味著成渝兩市將成為繼深圳和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之后的又一個經濟特區，但在我看來，這樣的看法未免有點失之簡單。從國家發改委的“通知”精神來看，成渝“特區”和傳統“特區”將有同，也有不同：同的是它們都獲得了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不同的則是傳統“特區”的主旨都是以招商引資為基調，以GDP的高低論成敗；而成渝“實驗區”則著重要在構建和諧社會與平衡區域二元化發展方面作出探索，經濟增長將不再是壓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從以人為本的原則，以不擴大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不損害環境為前提。

　　如果說，傳統“特區”的設立，體現的主要是把GDP增長做為唯一目標的傳統改革共識的話，那么成渝“特區”則無疑將成為“新改革共識”的實驗區，這種“新改革共識”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逐漸形成的，其內涵正如一位學者所概括的那樣：“就是強烈要求中國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的目標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

　　這也就意味著，在成渝“實驗區”，社會政策將取代經濟政策成為執政的“主旋律”，實現由經濟政策向社會政策的回歸。坦率地說，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我們基本上是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有時甚至把一些好的社會政策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而“砸掉”，比如在教育、醫療、住房、環境保護、國企、勞工權益等領域的改革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的問題。

　　大約從2000年以后，中國的社會政策逐漸萌芽。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

　　在思路正確的前提下，要實現這一轉變，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政府有沒有財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再一個是政府有沒有意愿。在經濟經歷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已不言而喻；至于第二個問題，中央的意愿已無庸置疑，一些地方政府還在猶豫，但我確信，它們完成這一轉變也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這是真正的大勢所趨。

　　重慶成都“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設立，猶如一聲春雷，宣告了“新改革共識”已經從一個理論問題，全面轉變為實際推行的政策，其意義將不在改革開放之初設立深圳特區之下。我們期待著這一“實驗區”能夠成為“以人為本”的典范、和諧社會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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