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纓

　　作為一種對市場與行政資源的雙重權力壟斷，轉標運動只是將這種權力壟斷由地方轉為中央，而壟斷的實質并無改變；另一方面，權力壟斷由分散轉為集中，由相對轉為絕對的結果意味著什么？無庸贅言。

　　大貪鄭筱萸有句防腐名言：“在整頓藥品審批工作的過程中，取消地方的審批權，嚴格準入條件�！� (見連日媒體報道)

　　有資料顯示，僅2004年，國家藥監局共受理了10009種新藥的報批。且不論其中有自主

知識產權的“新藥”占多少(資料顯示只占1%左右)，單就受理效率而言就高得驚人：平均每天受理近30種，官員們24小時不歇，每小時也受理1種以上。至于批復，據悉中國藥監局對已在藥典上的藥品進行“新藥注冊”，即使不需要臨床試驗，批準時間一般也需1年到18個月之間。對涉及一種藥物新用法和新劑量的申請，則需要簡單的確證性臨床試驗支持，從申請臨床試驗到最后被批準約需3年時間。這已經大大短于美國藥監局審批一種新藥所需的時間———6年了。然而據了解，只要中介“會做”，公關“得力”，跑批“勤快”，速度可以“相當快”。至于快到何種程度？則視批文“價碼”而定。

　　取消藥品地方審批權，相信不會是鄭筱萸一個人的決斷，更不會是未經“上級同意”的決定。但這種旗號為“嚴格準入條件”的行政運動結果，最終卻是廣大制藥企業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慘遭禍害，而以鄭筱萸為首的藥監高層貪官中飽私囊。這不得不引起人們對近年來類似部門的“轉標風”(包括各類終極“認證”、收費“評選”等)的痛切質問。

　　轉標之必須，似乎是因為地方對“地標”之執行與監管不力，容易甚或已經孳生大面積腐敗；而轉標后，實行一個口子準入，情況自然會大大改善。不幸的是，事實已經證明，在轉標形成的壟斷性的巨大尋租誘惑面前，即便是好人一個，也難免不會誘發其“原罪”，況乎不缺貓膩思維的鄭筱萸們？作為一種對市場與行政資源的雙重權力壟斷，轉標運動只是將這種權力壟斷由地方轉為中央，而壟斷的實質并無改變；另一方面，權力壟斷由分散轉為集中，由相對轉為絕對的結果意味著什么？無庸贅言。

　　無論是“定標”還是“轉標”，從事此類行政運動的部門大都身兼“裁判員”和“運動員”二職，即標準由我制訂，報告由我批復，市場由我準入，執行由我監督，而監督還是由我執行。其結果，就必然是“一個批文賣到三百萬”，“一個中介年賺二億”的現象日益泛濫。

　　無庸置疑的是，正是這種行政權力壟斷的制度性根源，造就了鄭筱萸這樣的行政寡頭。

　　不少專家認為，解決“跑批灰幕”的最好辦法是：在技術標準領域、學術領域，建立一整套公正的中間評估機構，這種公正的評估機構應是獨立、高度守信、服從市場組織原則的。但近年來多有披露的技術、學術領域腐敗，又讓人對這一所謂的“最好辦法”心存疑慮。再看國家藥監局最近為整改監管工作，重塑隊伍形象推出的“新政”，其主要措施之一是從

公務員中抽調人員組成駐廠監督員隊伍，對注冊、審批進行全程、現場監管。但新政未即，已質疑四起：“駐廠監督員制度實行之日，就是新的商業賄賂和不正當競爭開始之時”，“今后藥品生產經營又多了一個商業賄賂的高發點”。對新的權力尋租的習慣性猜測，說明人們對換湯不換藥的諸多“新政”已失去信心。

　　竊以為，斬草務須除根，行政權力壟斷的制度性根源一天不鏟除，“寡頭政治”及其伴隨的制度性腐敗便一天也不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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