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新特區之爭塵埃落定，成都、重慶獲批綜合改革試驗區。這說明，以重慶與成都為龍頭，帶動中西部地區城鄉一體化平衡發展，成為中央政府對中國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選擇。至此，國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有3＋2格局，“3”是指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深圳特區；“2”是指成都、重慶兩個“國家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

　　此次設立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目的與浦東等地不同，成都、重慶的關鍵在于城鄉一體化統籌發展。我國的經濟改革涉入三農這一核心領域。此前兩年，成都已經進行了城鄉一體化改革的試點，中心城區農業人口全部登記為居民戶口，新市民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現行政策條件下作為農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權、集體經濟分配權保持不變。但是，作為農業人口占大部分的經濟發展區塊，帶動當地農村經濟發展任務十分沉重。

　　與以往相比，特區改革試驗田的角色沒有變化，但是試驗的內容有了本質的變化，“是國家戰略層面上設立的以城鄉統籌為重點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強化經濟發展動力、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確保資源環境永續利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架構、政策設計、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綜合模式，走出一條適合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道路”。這是因為，以農村作為新一輪

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地帶，發展占人口絕大部分比重的農民的消費能力，中國的內需經濟模式才有形成的可能。否則，所謂經濟結構的轉變不過是紙上談兵。

　　不過，如果沒有市場化的理念，以及符合市場規則的理念相配套，特區之特將成為爭資金、爭項目的以鄰為壑的優惠政策。重慶的發展從三峽項目中獲得資金，那么，成都的配套資金又從何而來？

　　在成都重慶獲批之前，我國的西部崛起戰略發展已有經年，表現出某些嚴重的弊端。中央政府以發展國家重點項目重

化工業為線索，向西部地區投資幾千億元人民幣。但到目前為止，以中央企業項目為基礎的、主要由中央牽頭發展的西部崛起模式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央企投資分配主要沒有惠及當地；其次，重化項目屬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工業，無法有效拉動當地中小企業發展、當地的消費與就業。很明顯，如果沒有當地的經濟與社會模式的改革相配套，這些重點項目投資與當地經濟的融合不力，成為高懸于上的標本項目，即便有了數個全國第一，也基本與當地的民生關系不大。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國城鄉統籌比較成功的區域，是我國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如

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其發展模式是由本地民間市場經濟發軔，富民之后實現財富自由流動，城市群自然形成，通過商業之手聯貫市場，而后由政府出面進行城鄉一體化，成本小而收效大。在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事實上已不存在嚴格的城鄉區隔，近日泛珠三角九省區與港、澳在長沙達成共識，決心進一步加強相互間的金融聯系，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促進資本攜帶產業、技術和人力等資源在區域內自由流動。這是區域經濟自治與市場政府攜手的又一案例。

　　有關方面已經認識到行政之手高高在上地用大筆資金推動城鄉一體化很難收整體發展、和諧發展之效，由政府推動、地方參與、調動地方經濟的內生力量，毫無疑問就成為下一輪變革的主導路徑。

　　以什么樣的方式實現城鄉一體化，既牽涉到發展方式的爭論，也事關市場化的根本理念。通過中央政府將權力讓渡給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主導政策制定，制定出適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的政策，以一個發展的環境吸引東部地區的企業和資金，與當地的勞動力優勢相結合，是破解經濟僵硬的大一統格局的試探性步驟。

　　我國東部地區城鎮化大舉推進的時候，溫州等地的資金向山西、西部等地區的流動，說明市場已經擁有了內生性的資金流動需求。政府所要做的是順勢而為，推動這一市場進程，而不是通過全局性的二次分配，將資金直接用于西部進行低效率的配置。

　　此次再設特區是讓市場與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只有用市場資金配置使財產增值，才能實現農民保障與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城鄉一體化并非剝奪農民的土地，驅趕農民入城成為城市平民，特區之特不是由中央財政進行撥付建立國有制的大項目，順市場之勢而為，特區才能在經濟規律的意義上、在基層民主等社會意義上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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