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的私有化改革與憲政民主改革，確立了俄羅斯“走向正常文明國家”的基礎，但權力系統的侵蝕和改革經驗、力量的不足，也使這場規模和復雜性不亞于中國的改革實驗，成為繞開人民的改革。

　　2000年1月，葉利欽向普京移交權力時，最后一次向全體俄羅斯公民發表講話說：“我曾設想用一次躍進擺脫過去的殘缺，用‘正常的文明’社會來取代集權社會，但這一切都沒有成功。希望普京能成功。”

　　然而，俄羅斯的社會體系、政治結構、強力部門、國企經理、攫財大亨甚至普京本人都不會在一夜之間脫胎換骨。每個人都帶著各自的“胎記”，再次參與到新的社會重組。

　　普京沒有繼續葉利欽的民主模式，它倡導可控的或威權主義的發展道路，這兩者本無好壞之分，在世界上都有成功的先例，但讓人困惑的是，俄羅斯無論選擇哪種模式都面臨著自我破壞自我的宿命。葉利欽的民主模式被以民主為工具的力量破壞了，而普京的集權同樣遇到了可能被控制強權的人破壞的危險

　　□記 者 吳金勇 袁瑛 特約記者 王霄

　　月13日，俄羅斯財政部長亞歷山大·庫德林來到中國。作為普京政府核心的經濟官員，庫德林及由他“掌管”的盧布一直是世界各國觀察俄羅斯經濟狀況的焦點所在。今年7月1日起，俄羅斯取消了對資本流動的一切限制，盧布正式可自由兌換。僅1個月時間，盧布的實際有效

　　46歲的庫德林，在普京總統任期內已連續擔任6年的財政部長。他是普京所倡導的“可控市場經濟”路線的強力支持者。原本《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央行為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貨幣政策職能機構，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俄羅斯央行與中央政府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像是受中央政府節制的一個經濟部門。

　　這緣于普京上任后開始實行的可控市場經濟戰略。2002年，俄羅斯修訂了《俄聯邦中央銀行法》，中央銀行的管理機構由原來的中央銀行經理理事會改為國家銀行理事會。國家銀行理事會主席由財政部部長擔任，即現任財長庫德林，副主席是央行行長伊格納季耶夫。國家銀行理事會的12名成員中，來自央行的只有行長1人，其他分別來自政府相關部門、總統和議會的代表。這也就意味著，總統和政府通過其在理事會的代表，對中央銀行擁有管理和控制權。

　　與15年前倡導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的新自由主義者組成的“青年改革派”不同，財政部長庫德林被歸類為“教條自由主義者”。“教條自由主義者也屬于改革派，但它是為俄羅斯的大企業服務的改革派。他們試圖通過推動改革，把自由主義原則推向反面。”俄羅斯經濟學家米哈伊爾·杰里亞金對《商務周刊》說，“庫德林正是目前俄羅斯教條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杰里亞金，莫斯科大學經濟學博士，從1990年起，成為葉利欽總統顧問班子成員，曾任職于總統辦公廳，后成為總理普里馬科夫和卡西亞諾夫的助手。現為民營研究機構——俄羅斯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依照杰里亞金的劃分，俄羅斯當政的教條自由主義者除了財政部部長庫德林外，還包括第一副總理梅德韋杰夫、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部長格列夫、央行主席伊格納季耶夫、衛生保健和社會發展部部長祖拉博夫、俄羅斯總統助理舒瓦洛夫、俄羅斯總統在南方聯邦區的全權代表科扎克等，當然還包括當年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的總設計師、副總理，現國家統一電力公司總裁丘拜斯。也正是這些人，被認為是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政治和社會整體迅速發展的功臣。但在另一些俄羅斯人看來，他們正協助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將俄羅斯帶入另一個集權的危險之中。

　　“我們的所有行動，都只服從于強國目標。”

　　——普京

　　庫德林的此次來華，不僅是為即將來訪的俄羅斯聯邦政府總理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做前期準備，更是為實質性加速盧布的世界化作努力。“不排除人民幣與盧布在中國境內實現完全自由兌換的可能性。”與來訪的庫德林會談后，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對俄媒體透露，“在這個事情上，一切皆有可能，但不能急于求成。俄中兩國金融領域合作的發展還取決于雙方經貿合作的擴大。”

　　當然，盧布問題最能引起國際市場關注的還是石油與盧布的結合。目前，美元是全球石油貿易中最主要的結算貨幣，美國正是通過美元控制了石油的交易，影響著全球石油價格和經濟脈動。而現在，俄羅斯憑借其豐富的油氣資源，正在國際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顯然“石油盧布”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不要忘記，在伊拉克宣布拿石油換歐元的短短幾周后，美國就出兵伊拉克了。而眼下的伊朗即使是在與美國關系最緊張的時刻，甚至戰爭都提上日程的時候，也不敢宣布他們的石油歐元設想。”杰里亞金說。

　　然而在強大的能源優勢背景下，普京也許敢。

　　據資料顯示：俄羅斯石油年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10%，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俄羅斯天然氣年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30%，同時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2000年至2004年，俄石油開采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5%，出口年平均增速為14%。2005年，俄石油產量達到4.7億噸，石油出口量穩步升至2.5億噸左右，預計2008年出口將達到2.9億噸。

　　強大的能源優勢和近年來瘋長的能源價格，不僅為俄羅斯帶來了豐厚的收入，而且客觀上也促進了俄經濟的整體走強。石油與盧布應該互相支持的討論也越來越多。

　　“石油盧布”計劃最早起源于1989-1990年時任俄羅斯財政部長的瓦連京·巴甫洛夫。“站在俄羅斯經濟發展角度考慮，這個舉措完全是明智的，但這樣會很損害美國在全球競爭中的利益。因此，俄羅斯只有在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國防能力成為強大后盾以后才可以考慮這個政策。”杰里亞金認為，10多年后的今天，盡管俄羅斯尚不完全具備上述條件，但強硬的普京還是提出了這個設想。

　　“盧布過去曾經是世界上最堅挺、最受尊敬的貨幣之一，‘金盧布’的價值與其大國地位相當。我坦率地說，俄羅斯需要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的盧布，需要與世界經濟體系有一種堅強而可靠的聯系。”在2003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這樣說道，“對于我國百姓來說，這意味著，準備出國時只需帶上護照和盧布就行了。”

　　這確實是振奮民心的宣誓。今年5月普京在總統致聯邦會議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又再次表示，盧布應當成為進行國際結算的通用貨幣，應當不斷擴展盧布的影響范圍。普京說：“為此目的，必須在俄羅斯境內建立以盧布進行結算的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商品交易所。”

　　今年7月，俄財政部長庫德林正式宣布，俄羅斯將按盧布出售能源和其他最重要的商品。他說，俄羅斯銀行已經為滿足別國對盧布的需求做好了準備。“這需要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盧布的流通和買賣。”他說，“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銀行應該為所有客戶保障盧布供應，部分銀行已經提出為世界任何地方的客戶提供這種服務。”反過來，用盧布出售包括能源在內的一些最重要的商品，也將有利于盧布真正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

　　以強勢資源來拉動貨幣甚至整個經濟和政治實力，成了普京重建大國戰略的主要武器。“烏拉爾”牌石油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波動是俄羅斯經濟的晴雨表。近年，俄羅斯的財政預算資金一半左右來自石油、天然氣。最近庫德林在政府會議上介紹2007年預算草案時指出，明年俄聯邦預算收入的52.2%將來自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由于出口石油，2002—2005年間，俄羅斯大約得到了1580億美元的額外收入。

　　能源與貨幣逐步強勢的同時，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普京時代迅速增長。2000-2005年，俄羅斯的GDP增長速度為年均6%，超過歐盟和美國。今年前8個月，俄羅斯GDP的增長速度又達到6.7%。截止到今年10月1日，俄羅斯黃金外匯儲備達到2660億美元，預計2007年底將達到3696億美元；穩定基金總額則超過700億美元。

　　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形勢穩定使俄羅斯有可能提前清償全部外債。今年8月，俄羅斯提前還清了欠巴黎俱樂部的約220億美元債務余額。這筆還款額是俱樂部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提前還款額。據俄經濟發展與貿易部的統計，提前還債可使俄羅斯財政在2020年之前節省利息支出超過120億美元，同時可使國家外債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到9%。這對于俄羅斯經濟是一個重要事件。從1993年起，俄羅斯既是巴黎俱樂部的債務國，也是債權國。償還債務以后，俄羅斯將成為真正的債權國。

　　1999年12月31日，正當2000年的鐘聲即將敲響之際，為維持憲政路線、不讓俄羅斯“走上回頭路”，葉利欽突然宣布辭職，由總理普京代理俄聯邦總統，并不惜火線通過第三個《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法》。2000年3月，普京如愿當選總統。從2000—2006年的6年間，在國際機構的評級系統中，俄羅斯幾乎是飛躍過了8個等級，即從最低信用級別金融危機級提升到投資級。雖然距離美國、法國和德國所擁有的最高級別還有7個等級，但庫德林認為，得到最高級別是俄羅斯的宏偉目標，也是俄羅斯以己之力所能做到的。

　　“2006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首次超過1991年的水平。”這是俄羅斯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部長格爾曼·格列夫在今年6月宣布的，“我們現在開始建設前所未有的新經濟。”

　　經濟的整體復蘇為普京強國戰略奠定了基礎。他對俄羅斯人民說：“我們的所有決定、所有行動都只服從于這一點，即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中牢牢占有一席之地。”

　　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失去了這個強大而有影響的一席之地。當時，國家衰退，人民生活壓抑，隨著北約的東擴，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不斷被壓縮。“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心想讓俄羅斯成為西方喜歡的國家，成為他們眼中的好孩子。盡管偶爾也想表現一下霸氣，比如在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上，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俄羅斯所研究員王酈久對《商務周刊》說。

　　2000年當選總統的普京給予了俄羅斯人民新的信心。“民主還是集權，在俄國內一直有爭論。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并不重要，因為普京的做法畢竟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些，更揚眉吐氣。”王酈久說，“普京和俄羅斯民眾太想重新恢復世界強國的榮光了。這是一個全民性的愿望。”

　　在地理和人文上，俄羅斯一直是事實上的大國，但對俄羅斯來講，它的“強”和“大”主要是能否與西方平起平坐和抗衡。從主辦八國峰會、打擊車臣恐怖勢力到以能源制衡歐洲、毅然地接近美國認為是邪惡和恐怖國家和人物……普京和俄羅斯有了從自身利益角度來表明立場的能力了。

　　對一個國家來說，不同歷史階段的強大要由不同的資源和治理方式來支撐。在沙俄時期，這一強國夢是通過領土擴張實現的；前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則更多地由其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影響力來支撐。“在經過將近20年的孱弱后，今天的俄羅斯是一個正常的俄羅斯。這也不是專制和獨裁，普京并沒有窮兵黷武，他更多地依靠國內治理、地緣戰略位置和能源優勢重拾了大國地位。”王酈久說。

　　“不能機械照搬其他任何國家的模式，也無意重返蘇聯時期的高度集權。”

　　——普京

　　以“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場經濟”為特征的普京現象，是俄羅斯迅速恢復國家秩序和綜合國力的主要原因。王酈久認為：“盡管這與葉利欽時的民主方式不同，但與歷史上的俄羅斯發展軌跡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普京的國家控制論，早在他從政之初已有體現。1991年，普京接受了富有改革精神的圣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邀請，辭去了圣彼得堡大學校長助理的工作，到該市外事委員會任職。當年8月，整個國家局勢驟然變化，象征權力的斯莫爾尼宮內原先所有辦公室內掛的列寧像均被摘下。當普京新搬到一樓辦公時，工作人員問他辦公室內該掛什么新畫像，“彼得大帝。”普京不假思索地說。

　　事實上，彼得大帝就是一位自由主義和君主至上思想并重的混合人物。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的傳播始于彼得大帝1689年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國的實踐，這是西學在俄國開始傳播和俄國化的開始。但彼得大帝在引入西方發展模式的同時，并沒有引入公民平等、權力劃分、立法和選舉等當時在英國、荷蘭已經實施的政治制度，而是繼續鞏固和擴大無限的君主權力。

　　普京當選總統后，提出的“可控民主”和“可控市場經濟”思維與彼得大帝有相承之處。“誰可控？其實就是中央可控，總統可控。”王酈久說，“當然這有一個背景，就是當時俄羅斯面臨二次解體的危機。”

　　1990年代初，葉利欽為打破舊秩序，采取了“翻盤”的做法，將整個前蘇聯體制全部推翻。由于前蘇聯專制時間很長，國家又很大，情況復雜，一切東西都要一點點重新建立，經過近10年時間，在法律和社會架構上，一個新俄羅斯終于建立起來了，但國家各個方面的管理仍然非常粗放。

　　1996年開始實行的地方長官選舉制，使俄羅斯聯邦中央喪失了對地方長官的任免權，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10年來，俄羅斯的一些地方勢力快速膨脹，地方分離主義運動猖獗，各聯邦主體領導人控制著地方稅收、法律、媒體和自然資源。

　　“他們不服從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無視俄聯邦憲法，許多地方法律甚至是違背俄羅斯憲法的。”王酈久說。據俄媒體透露，當時俄羅斯各地區通過的法案有1/5同國家的基本法相抵觸，一些地區還享有無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幾近于完全獨立。與此同時，經濟上采用的休克療法，也使國家陷入持續衰退之中，并于1998年爆發了經濟危機。

　　“這些現實使普京也陷入困惑，是繼續私有化，還是適當集中？他也沒想明白，但他想清楚的是先從權力垂直化上入手。”王酈久說。

　　2000年5月12日，普京簽發總統令，決定俄羅斯將按地域原則建立由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組成的7個聯邦區，原89個聯邦主體分別劃歸這7個聯邦區，每個聯邦區將任命一位總統全權代表。7大聯邦區總統代表的任命中，5位是軍銜至將軍的軍人。隨后，普京又讓內務部和稅務警察局賦予7個聯邦區總統代表新的權限，且明確指出莫斯科將集中指揮這些地區的軍隊，地方行政法庭的管理權力也集中到中央。強力部門在俄羅斯的權力體系中實力大增。

　　第一任期中，普京對內閣成員更迭采取低調平穩的方式。4年中，他逐漸從圣彼得堡同鄉和克格勃系統中搜羅人才，為政府班底換血，以逐步取代“葉利欽派”。2004年2月，在新的總統大選前，被認為葉利欽班底最后一道防線的總理卡西亞諾夫被解除職務，這時他離屆滿只差幾個月。

　　與出身克格勃的普京一樣，新總理弗拉德科夫也出身強力部門，他曾在國家安全會議中擔任現國防部長伊萬諾夫的副手，此后又擔任聯邦稅務警察局局長。普京班底中出身強力部門的還有國防部長伊萬諾夫，他是普京的圣彼得堡同鄉，圣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同學，也是原克格勃同事；還有圣彼得堡大學的學弟科扎克，在普京第一任期時為政府辦公廳主任，第二任期到南部聯邦區任總統代表。

　　有媒體稱，來自克格勃系統和其他強力部門的干部目前已占俄政壇25%的高級職位。也有社會學家統計，在普京第一任期結束時，身居要職的官員中“戴過肩章的人”比例已達50%，這其中包括總統顧問、政府部長、聯邦區總統代表、州長等，他們控制著國家行政、經濟、司法和監管媒體的大權。這種干部比例，在葉利欽時期為11%，戈爾巴喬夫時期僅為3%。

　　回想1990年代的俄羅斯私有化，幾個30多歲的改革派青年，突然受命徹底改變世界最大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有了300年沙皇統治、70多年共產黨統治，有著140多個民族、89個地方政府，面積比中國和美國加在一起還要大。青年們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力量和從工廠經理搖身而成的大亨們。10年后，普京幾乎是只身進入了克里姆林宮，他的執政基礎仍要脫胎于原有政治力量，只不過他們是另一群人。

　　普京班底浮出水面的一個直接因素是2000年第二次車臣戰爭，普京成功地懲罰了車臣分離主義分子。這場戰爭中，強力部門的代表們先后登上了政治舞臺。正是依靠他們，普京擺脫并懲罰了對國家進行訛詐的媒體巨頭——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這些強力部門和“圣彼得堡派”對普京時代的國家管理制度產生重要影響。“正是由于這一特點，現在建立的制度具有專制的所有特征。”杰里亞金認為，“一些強力部門的習慣性將俄羅斯拖入了持續至今的‘威權主義痙攣’，他們在普京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里直接統治著俄羅斯。”

　　然而，普京的思想和他的執政基礎，使他一定要堅持他的可控之路。2000年5月17日，普京宣布開始對俄羅斯國家權力體系進行改革：一是剝奪地區行政長官進入聯邦委員會的權力，此前俄聯邦委員會代表由各地區行政長官和地區議會領導人自動擔任，現在改為聯邦委員會由聯邦主體各出兩名代表組成，而不是地方長官本人了；其二，聯邦中央有權解除違反憲法的地區行政長官的職務和解散不遵守聯邦法律的地區立法會議；其三，改變了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免程序，提名權歸總統，而原先這個權力在由地方各黨派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方法也不再是“海選”，而是由地方議會間接選舉。

　　在普京對權力機關進行改革前，俄羅斯的地方當局支配著重要的金融資源，并保持著強大的政治獨立性。恰恰是這些力量，在1999年普京的大選中成為了當時仍服務于商業寡頭的強力部門的實際對手。而今已擺脫了商業寡頭的強力部門與地方當局的斗爭，從目的本身變成了控制地方金融流和財產的手段。

　　“在同實際的競爭對手進行爭奪權力的斗爭中，強力部門大體上總是成功的，包括此次縱向權力體系的建立。”杰里亞金認為，“總統左右州長的任命，實際上是使州長與選民脫離，服從于總統辦公廳。”

　　2004年9月，普京提高了政黨進入國家杜馬的門檻，從得票率5%提高到7%，政黨注冊資格也從2001年《政黨法》規定的1萬人調整到5萬人。

　　原來的俄羅斯國家杜馬，有5個政黨擁有議席，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門檻提高后，明年的杜馬選舉，議會中的黨派可能將減少到2-3個，特別是支持普京并占有議會席位2/3多的統一俄羅斯黨實力將會大增。

　　“如果統一俄羅斯黨變成議會的絕對多數黨，這為該黨成為執政黨提供了條件。到時俄羅斯的總統、總理將與該黨派的關系更加密切，甚至可能成為一個黨的成員。”王酈久說。對此，一些俄羅斯國內專家已明確指出，這將直接導致國家議會也脫離了人民，而是服務于總統辦公廳。但與這種“權力陰謀論”不同，王酈久認為，問題和矛盾是有主次之分的，普京縱向權力體系的建立，鞏固了聯邦與地方的關系，有效化解了俄羅斯二次解體的危機。“但這確實與美國所支持的葉利欽時代的民主路線背道而馳了，因此遭到了西方的猛烈批評。”他說。

　　對此普京有自己的看法。“俄羅斯無意重返蘇聯時期高度中央集權和極權的政治體制。”今年10月10日普京在德國訪問時稱。普京表示，俄羅斯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有100多個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許多共和國和聯邦主體享有特殊權力，“這是一種極為復雜的國家結構。我們不能機械照搬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模式，無論那聽上去或看上去有多美好。但是我們將盡力做到遵循現代文明世界原則和民主原則，保障我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但杰里亞金顯然不這么看。“毫無疑問，普京獲得今天這么高的支持率，是因為俄羅斯人民為了恢復秩序而同意放棄自己的民主。”他說，“多虧了高昂的世界石油價格，普京恢復了一定的秩序，可是他并沒有開始現代化和發展過程。不僅如此，由他成立的政治制度對國家發展創造了新的障礙。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制度并不公平，而且對人民有害，因此普京建構的秩序并不是很堅固的。”

　　10月13日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說，俄羅斯國家企業活動系統研究所就企業家經濟活動中的地下支出部分，在小企業家中進行了試驗性調查。那些愿意參與調查的企業主們指出，2002年他們給黑幫交的“保護費”占企業收入的4%，去年占到2.3%，而今年則為1.8%，但今年企業主給黑幫交的“保護費”首次低于賄賂官員的費用。與去年相比，企業主用于賄賂官員的費用從企業收入的1.9%增長到了3%，一部分莫斯科的企業在賄賂官員方面的費用甚至可以占到企業收入的60%。

　　對于目前國家管理體系不能有效減少特定官僚集團的腐敗，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長格列夫也同樣感到事態嚴重。近日他公開表示，政府認為官僚主義問題是關鍵問題，并承諾與之進行斗爭。“我們認為俄羅斯經濟的關鍵問題在于制度性的停滯不前，這和官僚主義對商業壓力過大有關，政府對此非常清楚。”他說，“我們將采取一切措施來緩和這個問題，要盡量減少官員直接參與商務活動，使手續最大限度地透明化，并使商人和官員的任何交往都只產生正面的推動作用。”

　　但反對者們相信，這些“一切措施”肯定重點在于更多的行政強力手段。“威權主義將進一步強化制度性腐敗。”普京的原經濟顧問伊連諾夫評價到，“原本偶爾的不系統的官僚腐敗，在如今變得有了法律依據，并成為一種制度被確定了。”

　　“事實上證明，目前普京的支持率仍是很高的。”王酈久認為，普京的“可控民主”好還是不好，要看實際效果，“俄羅斯人民可以評價，歷史可以評價，盡管它與西方的民主相悖，但它符合俄羅斯的集權傳統”。

　　“許多官員認為，永遠都會是這樣，這種代價就是結果。”

　　——普京

　　不管如何評價普京的“可控”政策，都改變不了強力部門和“教條自由主義者”共同組成了普京權力系統的主要框架和脈絡，而且“可控市場經濟”是以“可控民主”為前提的事實。

　　在一個政治支配經濟的社會中，衡量經濟效率的標準在于，經濟制度結構在多大程度上保證了政治權力的統治地位。

　　盡管普京沒有放松私有化的過程，從2000年開始，俄羅斯每年被私有化的企業都有2000多家——這一階段的私有化仍稱得上是快速和大規模的，但2001年12月21日，新的《俄羅斯聯邦國有和市有企業私有化法》頒布后，普京政府對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控制明顯加強了。

　　普京版的新《私有化法》重新規范了國有資產出售程序。該法第一次強調了國有和市政所有財產的購買者擁有平等的權利，國家權力機關活動的公開性，國有財產轉化為自然人和法人所有必須獲得補償，并根據企業規模、流動性等規定了10種不同的國有財產私有化方式。

　　引人關注的是，新《私有化法》規定，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公司股份要列入私有化計劃，必須在總統做出減少聯邦對其參股份額或將該企業從戰略性企業的清單中革除之后，而天然氣工業公司、俄羅斯統一電力系統以及其他一些鐵路運輸領域的自然壟斷公司要實行私有化，則需要經過專門的立法。

　　到了普京第二任期剛開始時，即2004年8月，普京以總統令的形式確認了“對鞏固俄羅斯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企業及股份公司名單，其中收錄了518家俄聯邦國有企業及國家持股的546家股份公司，國有股份所占比例從25.5%—100%不等。進入該名單的戰略企業要實施股份化，股份公司要出售股票，都需由總統來決定。根據聯邦法律，進入名單的企業將享受特殊的破產保護程序。

　　普京的上述舉措讓人們很清楚地認識到，能源、電力、鐵路等行業，是普京經濟和政治戰略思想的重中之重。事實上，2004年12月對尤科斯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國有化，以及2005年5月對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判決，都與俄國家戰略相關。2005年9月，普京接受了弗拉德科夫總理的提議，決定讓俄羅斯天然氣壟斷企業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收購了尤甘斯克100%國家控股的俄羅斯石油公司合并，組建俄能源領域的“航空母艦”。

　　“普京所實施的私有化區別于前兩次私有化的一個特點是它的規模要小很多。有的只是形式上的私有化，其實是為國家控制的，比如尤科斯公司和伏爾加汽車公司，更多的情況是，一些官員對形式上的私有企業開始進行暗自監管。這樣這些企業形式上看來是私有的，但決策者是相當于企業領導層的那些官員們。如此一來，受監控企業的相當一部分贏利進入了官員們的腰包。”杰里亞金說，“事實上，我并不反對國家干預經濟。”

　　他解釋說，國家永遠是要參與到經濟事務中去，對于市場經濟也不例外——這是國家的職能，對社會的責任。“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國家財政預算支出占到了GDP的40%，比我們高，在歐洲發達國家這個比例還要更高。”他說，“如果一個國家是為全社會服務的，那么國家參與經濟就是好事。但如果只是服務于一個小群體，就是一個大壞事。”

　　今年10月10日的俄羅斯《新消息報》稱，最近幾年，私營經濟在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急劇下降。3年前國家財政部的數據還顯示，一半的俄羅斯經濟或者屬于國家，或者直接由國家控制。“今天，由國家控制的經濟部分至少達到70%。在這種背景下，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統一俄羅斯黨提出了恢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想法。”報道中的一位專家說，“俄羅斯現在恢復的不僅僅是舊的思想，還有舊的口號——‘要在10年趕超美國’。”

　　事實上，“要在10年趕超美國”來自俄羅斯財政部長庫德林，當然他的原話并非這樣帶有“大躍進”色彩。今年9月24日，庫德林在俄羅斯第一頻道電視臺上說：“只要推行非常合理的財政政策，我們將能在10年內建立像美國或德國那樣的財政金融體系。”

　　但普京的可控市場經濟顯然已經引起了一些俄羅斯民眾的不滿。《共青團真理報》報道稱，庫德林只不過是將前蘇聯領導人的老口號換了新調門，“75年前斯大林就曾宣布，‘我們落后發達國家50-100年，我們應在10年內縮小這個差距’；此后的赫魯曉夫也曾提出‘趕超美國’的口號，但他們的愿望顯然都落空了。”

　　反對者指出，在國家宏觀調控上，普京的班底已經表現出自身的局限性，“教條自由主義者”沒有解決在2000年已經成熟并從那時起越發激化的體制性問題，而是做了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同通貨膨脹作斗爭。這個目標的選擇對于教條自由主義者們來說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因為根據“華盛頓共識”，其出發點是必須不惜代價來建立有利的宏觀經濟條件以促進企業的積極性，而低通貨膨脹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據王酈久介紹，俄羅斯近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一是與能源類產品大量出口、石油美元劇增有關；二是國內壟斷產品價格上漲太快，而這個價格也不完全反映市場需求；三是俄國內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大量進口日用品，促使國內市場價格上漲。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被稱為“荷蘭病”。

　　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長格列夫在政府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印證了這一點。他認為，“阻礙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原因有石油開采和出口速度減緩、基礎設施不發達，我們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這只能靠提高載能體的價格和國內市場自然壟斷生意的有效性和贏利才能克服今日的阻礙。”近日俄羅斯聯邦政府也確定，將2007年天然氣提價限制在8%的計劃轉變為提高到15%。

　　既然壟斷和所有權保護等非貨幣因素是導致俄羅斯近年來高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那么解決通貨膨脹的最直接、最自然的辦法就是通過取消體制障礙推行重大的結構改革。“但這點很難做到。因為這需要對現在強力部門占主導地位的政治體制進行重大改變，而這是當政者不能接受的。”杰里亞金說，“因此，政府采取了緊縮銀根、少發貨幣、減少政府投資等荒唐辦法。”

　　近年，由于俄羅斯私人資本投資減少，大量投資活動有賴于政府，但政府擔心任何的預算支出都可能加速通貨膨脹，因此，國家將大量的財政結余用來償還外債和建立穩定基金，而不是增加投資。

　　2003年，俄羅斯設立專項穩定基金，其資金來源是“烏拉爾”牌石油的價格超過每桶27美元以上的超額收入，目的是以備在國際油價下跌以及政府收入縮減時使用。由于目前國際油價已在60美元/桶左右，因此截至2006年10月，該筆穩定基金的總額已超過700億美元。

　　“但這部分資金目前已全部存入外匯賬戶。今年4月底普京最終確定了聯邦穩定基金的使用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可以利用基金來購買外匯(美元、歐元和英鎊)，然后將其存入央行的賬戶里，第二種方式是可以購買英國、美國、法國等14個國家的長期債券。”王酈久介紹說，“總之是不讓這些錢在國內流通。這種資金的半閑置狀態確實在俄國內引起了很大爭論，甚至庫德林和格列夫為此爭論不休。”

　　“我不贊成用穩定基金支持工業發展。因為那意味著對工業造成損害。”庫德林說。他也承認，穩定基金確實使部分石油美元沒有流通，這導致了盧布上漲并降低了經濟增長速度，“但這種收入并不能使生產率有所提高，對工業發展也沒有太多良好影響，而且還可能降低進行改革的積極性，以及行政管理和經濟調整的有效性”。

　　在俄羅斯政府用緊縮財政政策來抑制由壟斷所造成的通脹時，其貨幣政策也在緊縮。據了解，俄羅斯國家投資額度從2004年占GDP的1.4%到2005年的1.8%，2006年預計增長到2.2%，到2008-2009年穩定到2.4%。而2004年，韓國國家投資達到GDP的5.9%，捷克為5%，日本為3.8%，波蘭為3.5%，法國和美國為3.2%，都大大高于俄國。

　　“嚴格的金融和財政政策給國內企業造成了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正常的民族資本逐步被跨國公司排擠，后者擁有獨立的金融資源并能夠通過向俄羅斯政府施壓來保護其所有權；另一方面，民族資本又遭到強力寡頭的排擠，后者與政府保持著密切關系并利用它來賺錢。這樣一來，降低通貨膨脹和所有經濟政策的目標邏輯就清楚了：即與當政的教條自由主義者保持密切聯系成為順利開展商業活動的必要條件。”杰里亞金說。這個邏輯顯然導致了控制俄羅斯企業的力量轉移。

　　杰里亞金等反對者指出，俄羅斯的私人企業正在逐漸被跨國資本和新寡頭資本擠出，同樣一個企業，讓一個普通的俄羅斯人經營就是虧損的，“到了俄羅斯官員或者外國投資者手里卻可能是超贏利的”。

　　不管這種指責是否準確，但顯然不乏實例。這顯然也是普京不愿看到的。他一再強調：“國家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羅斯企業家的成功與否。”

　　2005年，普京進一步反思到，“我們把企業從商業寡頭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之后，卻沒能保護它們免受一些官員的染指。”

　　“我們讓司法機關與偷漏稅等犯罪行為作斗爭，他們卻往往粗暴地侵犯了企業家的權利，甚至公然勒索。許多官員認為，永遠都會是這樣，這種代價就是結果。”普京說。顯然，這讓他感到兩難的憤怒。

　　15年前那些青年改革派的崇高理想，在向傳統政治力量、商業寡頭和紅色經理的妥協中變得骯臟。今天，在西方驚呼俄羅斯重新崛起之時，普京的“國家可控的公民社會”同樣出現了由另一群人導致的兩難。這或許是所有轉軌經濟體都無法避免的宿命。

    主題鏈接：

    寡頭的繼任者們

    專訪蓋達爾：不民主的制度不會帶來長久的穩定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