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蓋達爾：“不民主的制度不會帶來長久的穩定”

　　□記 者 袁瑛 吳金勇 特約記者 魏蘆華

　　俄羅斯轉型時期研究所，位于莫斯科紅場后面的報紙大街上。這棟小樓旁邊就是俄羅斯內務部。

　　10月，一個深秋的午后，記者在經過嚴格的身份檢查后，穿過整潔幽靜的庭院來到研究所所長葉戈爾·蓋達爾的辦公室。推開一扇厚重而簡樸的木門，一位慈眉善目的學者模樣的中年男子，臉上帶著笑容，踏過地毯迎過來，嘴里說著“歡迎”，一邊伸出手來。握手的一刻，我能感覺到他的手是柔軟的，而不是想象中那樣堅強有力。

　　整整15年前，正是眼前這位身穿深灰色西裝，系著藍色花紋領帶，頭頂微禿的昔日“青年改革派”領袖，和另一位具有鋼鐵般意志和聰明智慧的丘拜斯，倡導、設計并主持實施了俄羅斯私有化改革。蓋達爾本人曾擔任俄羅斯副總理、代總理。

　　15年過去了，當年揮斥方遒的35歲副總理年過半百。由他主持的私有化改革讓這個深沉的國家也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命運變化。15年的成成敗敗也讓蓋達爾更顯得智慧了。

　　在采訪中，他時而雙肘支在寬大的辦公桌上，認真聽著提問，時而后仰在高背靠椅上，娓娓道來。有時聲音會突然低下來，似乎陷入某種回憶抑或是沉思之中。但是他的話語始終沒有停頓，顯示出一位經濟學家縝密的思維邏輯。

　　在他的會客室里，一個較突出位置上擺放著一只中國景泰藍工藝掛盤。由于在宏觀、微觀經濟領域甚至意識形態上，中國和俄羅斯曾經是那么的相似，而今兩國又都處于轉軌改革和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蓋達爾也希望兩國的改革經驗能夠互相借鑒。

　　《商務周刊》：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帝國解體后，改革者往往難以建立一個正常秩序，而后，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于開始呼喚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這種“亂世鐵腕”可以在混亂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臺，這種現象在世界歷史上不斷重演，您認為從前蘇聯到葉利欽的民主改革再到目前的普京時代，符合這一歷史循環嗎？

　　蓋達爾：任何一個中央集權制體系的崩潰都會給社會發展遺留下一系列問題，社會的無序，沒有法治，混亂的稅收系統，犯罪率的上升等等。法國、俄國革命如此，中國也有類似情況。

　　一般來說，這是個弱勢政府的時代，但并不是因為他們的領導者是軟弱的，相反他們通常是強硬和鐵腕的，比如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列寧都不是軟弱的人物。但他們卻連起碼的國家和社會秩序都不能保障，沒有稅收，不能給國家公務人員正常的工作報酬。這個軟弱性不在于他們個人的統治能力，而是因為他們打破了一種傳統的秩序，缺乏能夠保證利益再分配順利進行的某種基礎。

　　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這都是個艱難時期——價值觀發生巨大扭轉，統治精英更迭，有時連國界也發生變化。1980年代末，前蘇聯遇上了深刻的經濟危機。事實上，危機發端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即前蘇聯政府開始其工業化戰略的時期，其后幾十年一直在實踐此戰略。1920年代末，在前蘇聯曾就發展道路展開過討論，在兩種發展模式中做選擇。一種是中國在1979年后實現的模式。當時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雷科夫和黨的第一理論家布哈林提出，發展個體農業經濟，鼓勵自愿原則組成的合作社的發展，用市場的手段調節經濟，保證財政穩定，同時保證黨對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權。另一種是斯大林模式，即最大限度加快集體化步伐，取消市場機制。后一種模式成為我們后來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這決定了我們要付出代價，盡管這個代價是多年以后才得出結果的。

　　前蘇聯的經濟危機是一步步發展的，它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崩潰不是偶然的。這是一系列結構性缺陷導致的必然結果。既然已經崩潰了，就不是在好的選擇和更好的選擇中挑選的問題了，而是如何避免災難的發生。我認為，俄羅斯能在沒有發生大規模國內戰爭、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沒有出現戰爭、沒有人餓死、沒有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發生的情況下從原有集權體制危機中走出來，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當時舊的機制不再運作，為了建立一系列新的體制，我們需要時間和努力以創造條件。局勢正常化的前提，以及市場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可以說，1997年到來前我們就準備好了。只是1997年開始的經濟增長被1998年的東南亞危機打斷了。但是到1999年迅速恢復元氣，接下來的7年保持了穩定迅速的發展勢頭。所以，1990年代我們擺脫了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遺留下來的問題，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條件。2000年起，開始了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時期。當然，現在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但是它的規模和性質已經和1990年代初擺在領導人面前的問題完全不同了。

　　《商務周刊》：普京的可控民主與市場經濟是葉利欽改革的自然延續，還是另起爐灶的威權主義？葉利欽離任時很遺憾地說，他沒有實現以一個“正常文明的社會”來代替集權社會，希望普京能替他實現這個愿望。您怎么評價這6年來普京政府向“正常文明的社會”方向的發展？

　　蓋達爾：在發展道路上，普京確實在很多方面沿襲了葉利欽，將葉利欽執政時期的一些構想付諸實施。比如2000年開始的深度經濟改革、稅收改革、聯邦制度改革、個人土地私有的合法化、勞動力關系體制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這些都是沿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的，是對1990年代設計的改革的繼續。

　　在其他方面則有些復雜，有的沿襲了1990年代的道路，有的則中止了。比如我們的對外政策。除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外的國家的外交關系，都是務實的，服務于國際安全和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至于談到與前加盟共和國的關系，這里犯了不少錯誤。

　　我認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已經和1990年代設計的發展方向不同了，這當然與民主權利和自由有關。在俄羅斯本來就沒有悠久的民主傳統，要想建立實用有效的民主，是很艱巨的任務。1990年代我們還是取得了一些成績。當然也得承認，形成于世紀之交的俄國民主，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沒有一個悠久的民主傳統歷史為它做支撐。但是，新聞自由、聯邦化、權力制衡也曾經是實現過的。在任何年輕的民主制中，幾權分立都會給權力的實現造成困難，但另一方面，這也為國家的經濟政治穩定發展提供了機會。

　　但現在看來，在未來幾年中，俄羅斯要發展普京的垂直權力，一些當年的機構會被撤掉。我認為這對實現俄羅斯的21世紀國家戰略沒有多大好處。如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那樣，不民主的制度不會帶來長久的穩定。

　　《商務周刊》：外向型的資源經濟得到國家大力支持，它也是近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根據歐佩克的統計，俄羅斯又超過沙特，成為世界第一產油大國。但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是否導致俄羅斯國家經濟的“荷蘭病”？國家經濟越來越取決于能源出口，其他領域面臨停滯威脅，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以內需為主的企業的發展受到壓制，在您看來，可持續發展的俄羅斯經濟主要靠哪類企業呢？

　　蓋達爾：能源和資源原材料領域的企業從政府那里得不到直接的支持，它們本身還是政府預算的輸血者，聯邦穩定基金拿走了它們因石油高價得到的巨額利潤中的很大一部分。它們從國家得到的好處就是，在外界看來，俄羅斯是個穩定的國家，穩定可靠的供貨商，就是這種形象給它們帶來一些便利而已，國家沒有給予什么錢財支持。只是從宏觀經濟學角度講，我們不想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展得太快。

　　談到非原料生產領域的企業，對它們的基本支持是保證運作環境的穩定性，使得國家的信貸信譽提高，創造條件讓它們能夠在國際國內市場獲得穩定的商業機會。

　　《商務周刊》：2005年開始的福利貨幣化改革，導致了很大的社會不滿。您認為，福利貨幣化在俄羅斯是國家卸包袱還是走向市場的必然？

　　蓋達爾：社會福利改革的這個決定，在戰略上講是正確的。國家搞這個改革不是要擺脫什么責任，相反，是要承擔起一些責任，而且是用明顯的方式、用直接的財政預算去做。如果國家為不同范圍的公民提供福利，卻沒有相應的財政后盾，那就是形式主義的政策。就好比國家講：“你們這些搞交通運輸的企業，應當為某些公民提供福利，不要向國家要補貼，而是因為我要求你們這么做”，這樣其實是將財政補貼社會福利的責任部分轉嫁到了那些不享受福利的公民群體身上，成了他們額外的稅務負擔，或者就是那些搞民用運輸的企業家承擔了。這也是為什么車票貴、停車場年久失修的原因。這不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最好方式。

　　改革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行起來就不那么成功了。事先沒有完全設計好，準備好，以致改革伊始社會上怨聲載道。后來增加了財政補貼，對改革方案予以糾正后，問題就解決了。現在很少有人還記得當時所引發的抗議了。但是有一點要記住，搞任何改革，都要盡量在實施之前預見到它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而不能等社會上的怨氣之火已成燎原之勢后再去補救。

　　《商務周刊》：15年過去了，如何評價當年您與丘拜斯所倡導的私有化改革？

　　蓋達爾：蘇聯解體后的一系列改革徹底地改變了俄羅斯。這之前，這片土地上的幾代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市場，也不懂它的運行規則。那時根本沒有那種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應有的工作習慣。

　　今天的俄羅斯有著市場經濟中會出現的一切問題。俄羅斯是市場經濟國家，是國際社會和信息化世界中的一個完整統一的組成部分。俄羅斯的國際長途通話量成千上萬倍地增長，互聯網用戶數量也猛增。實施改革的這些年來，國內的電話擁有量翻了幾番。人們早已習慣了可以自由兌換貨幣的生活，習慣了商店里貨品應有盡有的日子，他們覺得自己就是世界公民。俄羅斯已經出現了一批可以與世界級大集團一較高下的實力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俄羅斯已經今非昔比。

　　《商務周刊》：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一事，主流看法是他要從政并威脅到了普京，而另一些俄羅斯學者則認為，霍本人熱愛民主，忠于國家，尤科斯文明經營，運行透明，而普京政府卻是腐敗和壟斷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多次指責那些強力寡頭代表，因此他的被捕是民主文化與集權文化的沖突。對此您怎么看？

　　蓋達爾：我認為，最初的時候尤科斯公司產生問題是有其他原因的。從2000年初，新的國家管理明顯帶有所謂的“寡頭”訊號：你要么不涉足政治，保住自己的財產，要么你涉足政治，丟掉財產。霍多爾科夫斯基不屬于那種明目張膽參與政治、與新當局唱反調的人，但是他確實曾干預了國家杜馬1999-2003年間一些決議的通過，這些首先涉及到大型石油企業生存。2003年上半年，當局和尤科斯公司的矛盾加劇，在我看來這正是后來一系列事件的導火索。但是，這件事當它開始沿著一定的軌跡發展之后，就必將導致后來的結果，只是一開始沒有想到罷了。結果之一就是國家開始加強自己在石油產業的資產占有份額。應該承認，對于部分執政層來說，這一結果是令人高興的。

　　《商務周刊》：依靠寡頭獲得連任的葉利欽制造了“商業寡頭資本主義”，而依靠強力部門獲得執政基礎的普京是否正在制造一個“強力寡頭的資本主義”？

　　蓋達爾：要掌握確鑿的事實和可靠資料，才能判斷有些人的財富是否是靠國家的強制權力來獲得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國家機關監管薄弱的條件下，國家在經濟中所占份額增加、貪污腐敗現象嚴重，這是困擾著俄羅斯的難題，并從客觀上造成了國有資產浪費和流失。這是毫無疑問的。

　　《商務周刊》：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以遏制通貨膨脹為中心，希望同時通過凍結財政預算來實現財政贏余，是普京經濟政策的一大失誤，對此您怎么看？

　　蓋達爾：俄羅斯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些難以預測的參數，比如能源價格的波動。此類型的國家中有一些是發達國家(典型例子是挪威)，這樣的國家遇到的問題比較特殊。經驗證明，當能源價格暴漲時，如果國家不能趁機增加財政儲備，那么等到此類商品的價格暴跌之時，國家就可能發生經濟危機。1980年代中后期的前蘇聯就曾經因此而爆發了經濟危機。利用石油、石油產品和天然氣價格走高的機會來增加財政儲備，我認為此舉是正確和負責任的，但要學會從別人的錯誤中總結經驗，也要避免重復自己犯過的錯。

　　《商務周刊》：中國目前的改革也遇到了一些瓶頸，比如地方與中央分歧嚴重，社會貧富差距拉大，GDP大幅增長而居民實際收入提高很慢……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蓋達爾：拋開政治方面的問題不談，單就經濟來說，我認為中國在最近25年里面解決了很多復雜問題，保持了金融的穩定，這給經濟的穩步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發展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取得的成績也會引發一些新的問題，而通常這都不是一般的問題。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其中的一些問題你們剛才已經指出了。我真誠地希望中國同行們能夠像前階段的成功一樣，再次成功地將這些問題解決。當然，沒有人能夠對此打保票。毫無疑問，在過去的25年中，中國一直在解決的一些問題現在依然存在甚至仍然比較復雜，新的矛盾又在出現，因此更加需要高瞻遠矚和戰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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