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飽之后的幸福

　　鄭也夫在其即將出版的新書《后物欲時代的來臨》中對消費主義進行了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本文選自該書第九章，編者有刪改。

　　文/鄭也夫

　　門坎前后的收入與幸福

　　收入水平中有一條線。在線下面，收入的增長對幸福感的增長有很大的影響，在線上面，收入的增長對幸福感的增長影響微弱。這條線就是溫飽線。

　　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收入增長，幸福就增加。這一判定建立在非常簡潔的前提之上：個人的行為是其理性的判斷和選擇的結果；如果不能增加幸福，一個人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工作以求收入的增加？

　　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自己的指標最客觀：收入-效用(相當于心理學家的幸福感)。但是心理學家認為，經濟學家的方法其實最主觀，幸福與否是自己的感覺，不能由他人根據一個道理去推論。與經濟學家相反，心理學家們的研究建立在被調查者自身感受的基礎上。很多心理學調查力圖揭示一個地區中收入增長與人們對自己生活滿意度的一般關系。而在發達國家中調查的結果，竟與經濟學家的判定大相徑庭。美國七、八十年代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高收入的人，對自己生活等方面的滿意程度，高于其他人，但是只是高出了一點點。另一項關于“美國生活品質”的調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認為財務狀況是整體生活滿意最不重要的因子。錢幾乎不能讓人幸福。”

　　芝加哥大學國民意見研究中心1990年的調查表明：并沒有更多的美國人說他們現在比1957年“更高興些”，盡管在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消費支出兩方面都接近翻番，但“更高興些”的人口份額之比例自從5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圍繞著三分之一波動。一位學者說：“美國近幾年來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弱，這可能是因為多數美國人能夠擁有相當好的物質生活。”

　　美國作家伊斯特布魯克的一個更新的研究得出了更悲觀的結論：美國人的平均收入1950年以來翻了一番，而同期抑郁癥的發病率提高了10倍。

　　日本的調查結果同樣驚人。在1958-1986的三十年間，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以上。而根據日本的調查反映出的結果來看，這段期間人們的平均滿意度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

　　除了一個國家中收入增長同幸福增長的一般關系外，收入與幸福感的關系中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收入增長后滿意度的變化及其差距。學者們經認真大量的研究后發現：對于那些絕對收入處在最低水平線上的人們，他們的幸福感與絕對收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系。這樣，在一個大多數人都缺乏適當的住房和營養的國家里，收入的全面增加顯然會引起幸福感的明顯而持久的提高。

　　上述兩個事實—發達國家中收入對幸福影響微弱的一般性關系；絕對收入很低的人的收入增長同幸福感增長關系密切—結合在一起，誘導我們得出下面的兩個圖形：

　　圖1說明的道理是，在收入水平很低時，收入的增長對幸福感的增長影響強烈；以后隨著收入增長，幸福感的增長趨于微弱；收入水平越高，幸福感增長越小。

　　圖2企圖表示，收入水平中有一條線。在線下面，收入的增長對幸福感的增長影響強烈，在線上面，收入的增長對幸福感的增長影響微弱。

　　兩圖的差別是，圖1強調的是漸變，圖2強調的是“門坎”前后的驟變。我認為門坎是存在的，那就是“溫飽線”。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過：人類遭遇了百萬年未有之巨變，即溫飽的全面解決將導致一系列的變化。收入與幸福感的脫節便是這一門坎的函數。當然現實中存在的不會是一道清晰的界線，而是一段地帶。因為雖然是溫飽線，卻也披上了維護起碼的體面的文化外衣。文化不會像生理需求一樣整齊劃一。但是文化外衣之下，生理需求的硬核應該存在，不然不該出現上下兩部分中收入與幸福感關系的截然不同。所以圖1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圖2呈現出的其實正是中國的狀況。一部分人口處在溫飽線上，另一部分處在溫飽線下。物質與幸福感的關系表現在二者身上截然不同。中國古代也有高居溫飽線之上的人口。但是今非昔比，溫飽線上的人口比例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根據世界觀察研究所發布的《2004年世界狀況》報告，近17億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經加入了“消費階層”，即他們的飲食、交通工具及生活方式達到了上世紀末歐洲、北美和日本的水平。僅中國就有2.4億人躋身“消費階層”，這一數字“很快將超過美國”。參照這一數字，中國今天大約有15-20%的人口居于溫飽線上，75-80%人口居于線下。

　　物質消費上的過猶不及

　　財富在生物的世界中是全新的事情，我們還沒有進化出應對它的本能。于是我們面臨著，在財富增長后，要么因“過度吃喝”受罪和患病，要么靠文化的力量來解決適當消費的問題。

　　在跨過溫飽線后，物質的極大豐裕未必給人們帶來快樂，相反有時還給人們帶來麻煩和不快。我們從物質與人的最基本關系說起。

　　食物豐盈的后果是肥胖癥的流行�！�2004年世界狀況》報告說：在美國，估計有65%的成年人超重或過度肥胖。每年有大約30萬人死于肥胖引起的疾病。1999年，肥胖消耗的醫療費用高達1170億美元。一項對美國448個縣的20萬人進行的調查顯示，生活在市郊的居民比人口密集區的居民步行更少，平均體重多3公斤，市郊居民患高血壓的幾率與煙民相近。市郊居民的收入大多高于市中心，肥胖問題便比后者更嚴重。兒童處于長身體階段。以往的歷史中，兒童肥胖是少見的。但是食物的豐盈改變了這一狀況。內斯特爾指出：90年代時，美國6—11歲的兒童中14%超重，青少年中12%超重。他說：美國十大死亡原因中的四個—冠心病、癌癥、糖尿病、中風—與食品供給過多相關。飲食和吸煙打了個平手，分別造成美國每年死亡人口(200萬人)的五分之一的死亡(40萬人)。

　　住房其實同食物一樣，要有一個適當的“度”，太大了并不好。太大了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打掃衛生的負擔太重。不是有吸塵器、清潔劑等設備和用品嗎？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時間和勞動。不是可以雇人來打掃嗎？這其實還是發展中國家的邏輯，非富裕社會的邏輯。如果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走向了富裕，上哪里找到大批的家庭清潔工呢？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真正走向富裕的時候，一方面每個人都有了購置大型住房的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也就難于找到家庭仆人或者清潔工了。于是最終是房子不能太大，即使你有那個能力。其實除了清潔之外，對于居住來說，太大了也不舒適。

　　一方面，物質資源消耗過大未必舒適。另一方面，天下沒有不要錢的午餐。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占有更多的物質資源，意味著要從事更多的工作和勞動。而社會上的多數人對自己的工作未必多么熱愛，這決不是短期內能夠徹底改善的事情。于是塞托夫斯基發出了驚人之語：“什么東西使我們認為收入好，而且越多越好呢？收入常常是做不愉快的工作的報酬，有時更多的收入正意味著做更多的不愉快的工作。”

　　經濟學家會說：這是當事人自愿的選擇，當事人一定覺得這樣做收入大于支出，總體來說是滿意的。事實恐怕遠比這復雜得多。第一，普通的工作人員有選擇自己工時長短的權利嗎？沒有。他們感受到的只是生活的壓力，他們只好受迫于管理者的規章。第二，社會的氛圍已經被商人們精心打造，人們是在這種氛圍中選擇的。第三，即使他們自己選擇了多工作，也不能證明那符合他們的長遠福祉。飲食一定不是被他人強迫的，其中尚且有大量過度飲食導致疾病的例證，多干不愿意干的工作，其中消極的成分是無法抹殺的，其后果肯定是錯綜復雜的。這一誤區必須在深刻的反省中才能被人們發覺。

　　當一個人占有了更多的資源，成了富翁，不就擺脫了他不喜歡的勞作嗎？但是，成為富翁也是有代價的。好萊塢的著名制片人古柏在接受采訪時說：“有錢的壞處是，你只能和有錢人碰面�！�

　　作家康尼夫在《大狗》中說：“不論富人們樂意與否，有錢會使他們與眾不同。有錢使他們孤立于一般大眾之外。⋯⋯我們也許以為龐大的財富能給人自由，讓人隨心所欲地做你自己，盡量與別人不一樣。其實事實正好相反，有錢人通常會變得越來越相似。他們常光顧同樣的商店，雇傭相同的建筑設計師。”

　　為什么大量的物質資源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而不是幸福呢？為什么人類抵制不了食物的誘惑，吃過了腸胃的界限？為什么人類抵制不了豪宅的誘惑，自找了麻煩？為什么人類抵制不了財富的象征—金錢的誘惑，工作過度(當然更多的人是因為沒有選擇的機會)？康尼夫給出了異常深刻的解答：“財富既然是根本全新的經驗(突然不必為溫飽發愁，任何念頭幾乎都能立刻實現)，我們能說人類已經進化出用來處理它的生理及心理的機能了嗎？從許多方面來說，變成富有是生物學中的迷。那情形就像是一頭獵豹突然發現置身于動物園里，有無限量的新鮮肉供給。⋯⋯進化過程似乎常常沒能幫人類準備好面對巨額財富的到來。我們只需看看幾個世紀以來多得數不清的有錢人的怪異行為，就有足夠的證據了。⋯⋯超乎想象的財富是任何人都難以適應的。⋯⋯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有錢人的行為往往表現出徹底的適應不良�！�

　　在吃、住等物質資源的享受上有一個適度的范圍，未達到這一范圍時，本能會驅動我們努力奮斗，以獲取同適度享受相匹配的物質資源。而當超過這一范圍時，卻沒有一種本能驅動我們返回“適度的范圍”。吃撐了后難受的感覺，不是會驅動我們停止進食嗎？但是那已經是極度超標了。吃多了，但是即使遠未達到吃撐著的程度，久而久之也會帶來疾病。也就是說，沒撐著也可能已經輕度超標了，而恰恰沒有一種本能驅動我們在進食的時候抑制超標。為什么進化沒有造就出這種本能？因為資源短缺是生物世界中的常態，沒有一個物種能夠頻繁地過度消費，所以也就不能指望自然選擇會篩選掉這樣的本能。即使偶爾吃撐了也不會得病，因為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又要斷糧。所以能往肚子里多“撐”些食物，甚至具有生存和遺傳上的優勢，這樣自然選擇的結果不但不會抑制它，還可能揀選了這種傾向。在生物的世界中，長久的資源豐裕是不可思議的。而人類就真的走到了這一步。于是我們面臨著，要么因“過度吃喝”而患病，要么靠文化的力量來解決“適當吃喝”的問題。

　　幸福感為什么難以持久

　　健康、婚姻等，同溫飽一樣，構成了生理滿足的基本條件。改善這些條件，會持久地提高當事者的滿意度。而溫飽線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的增加，不會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滿意度。

　　彩票大獎獲得者的經歷為揭示財富與幸福感的關系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觀察口。從彩票獲獎而進入幸福之旅的幾乎沒有。倒是有少數人承受不了這種變化，以自殺終結。更多的被調查者顯示出他們的同一歸宿：最初的狂喜，高興持續了二、三個月，以后不再有格外的幸福感可言，其中不少人過后的心情甚至不如中獎之前。“適應”成為了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詞。“適應”就是對一種新的局面的習慣，不管新的局面中條件好了一些還是糟了一些，收入漲了一下還是降了一些；適應，就是苦慣了不再覺得苦，于是甜慣了不再覺得甜。是不是人們對一切變化都能適應，是不是對一切變化都能達到同等程度的適應，成了問題的關鍵。

　　一派心理學家提出固定點(set point)模式，他們成了主流經濟學家的最極端的反對者。主流經濟學認為，幸福感與收入同步增長，因此幸福感不是固定的。而這派心理學家認為，雖然生活中的事件使快樂度一度偏離“固定點”，或高或低，但事件沒有持久的效果，適應將導致快樂程度回歸到那一點上，那一點是遺傳和性格決定的。收入增加了，高興一陣子，很快會“適應”，還會回歸到固定點上。遇到不幸的事情，難過一陣，很快會“適應”，也會回歸到固定點上去。

　　這一理論試圖以“適應”解釋為什么中彩者的幸福感不能持久，為什么富裕國家收入增長對普遍的幸福感沒有持久影響。

　　但是，還存在著一些“適應”解釋不了的東西，從而影響著“固定點”理論的確立。Richard Easterlin就是從分析這些“適應”難以解釋的案例出發，建立自己的解釋：“如果充分適應了的話，殘疾人的快樂感不應該低于正常人；走向衰老更是漸漸完成的，有足夠的適應時間，老人的幸福感不應該低于中青年；未婚者和離婚一段時間的人的幸福感不應該低于已婚者。但是調查顯示，殘疾人的快樂程度低于正常人。殘疾越重，快樂越少。不能說他們一點適應都沒有，但是他們顯然遠遠沒有完全適應。在婚姻與快樂問題上，調查者發現，18-19歲的年齡組(基本未婚)平均快樂度2.1，10年以后(50%以上結婚)，其中結婚的平均快樂度2.2-2.3，其中未婚的仍舊是2.1。以后有離婚的，有再婚的，而快樂的鴻溝始終存在于有家庭的人和非婚者之間�？鞓凡浑S著初婚時間長久而減少。調查對比了婚期10年以內的一組和婚期35年以上的一組，快樂度相同。”

　　為什么適應在這三個領域—經濟、健康和婚姻—中是不同的？Easterlin 的回答是：關鍵不是有無適應，而是適應是不是完全的。

　　他認為人們對收入的增長可以完全適應，乃至不會保持住幸福感。而對殘疾、未婚，不能完全適應。那么，為什么對后者不能完全適應呢？他提出了“期望”的概念，提出了期望與適應的關系的問題，他說：“完全的適應意味著期望同現實狀況一同改變。物質方面就是這樣。不充分的適應意味著期望的改變小于現實狀況的改變。家庭和健康是這樣的領域。”

　　未婚者、離婚者不能完全適應其現狀，是因為他們的期望與現狀遲遲不能走向一致。在生命周期的任何一個點上，3／4以上的人認為快樂的婚姻是好生活的一部分，現實中擁有一個快樂婚姻的人要少一點，大約1／2以上。如果充分適應，未得到快樂婚姻的人應該放棄快樂婚姻的渴望，事實上這類人中一半以上渴望快樂婚姻。45歲以上的從未結婚的人的40%認為快樂婚姻是好生活的一部分。45歲以上的離婚者和鰥居者，婚姻的前景暗淡，但是其中半數以上堅持渴望快樂的婚姻。他們不準備根據現實狀況來調整愿望。與經濟領域對比，這里只有很小程度的適應。這些渴望未遂者說明了，為什么他們比婚姻者少快樂，后者的渴望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

　　未婚者、離婚者不能完全適應其現狀，因而仍然感到自己的不快。而經濟與收入領域的情況剛好相反，經歷收入增減的人們很快都能完全適應，因而在心情上不會長時間受其影響。

　　Easterlin 說，我們可以將消費品按照價格自下而上排出10種。你獲得了一種以后，馬上就會適應，繼而期望更高的一種消費品�，F代教育的情況也屬于“完全適應”的領域。在成人生活周期的起點上，受過不同教育的人的物質渴望差別很小，受過更多教育的人更易實現渴望，因此更快樂。以后，收入的渴望同收入同步、同比例增長，因而他在幸福感上不會進一步提升。

　　Easterlin 認為，收入的問題人們可以適應，而健康、婚姻、擁有子女、擁有朋友，這些事情上的欠缺難以完全適應。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因而將精力投入到后者的追求上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經濟學家假定了個人對自己利益作出了最好的判斷。但是多數人不懂得上述的道理。因而極有可能走入“提高收入-增加消費-未增加幸福”的誤區�，F代人雖然重視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不懂”而走人誤區，不限于上述這番道理，他們不懂的還有很多，比如：物質富足產生的空虛，不能靠進一步的物質消費來填補；炫耀消費的代價有時竟是自己的身體。人類也曾經是自然選擇中的“適者”。他們為什么對生存中的這些事情“不懂”？因為近現代人類社會中的變遷來的太快。物質刺激、物質炫耀，曾經無傷大體，因為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此種現象只是偶一為之，只涉及少數人，不會普及和流行。

　　Easterlin 討論的平臺和對象是西方富裕社會，因而他并未談到貧困者收入的提高對幸福感的影響。為什么溫飽線下的收入提高同健康、婚姻狀況的改善一樣能提高幸福感？因為溫飽、健康、配偶，是最基礎的欲望滿足。這些欲望不解決，就永遠也不會完全適應。而解決之后的進一步提高，不會增加多少幸福�，F代消費社會的問題梗結正在于，一些尚未滿足的基礎欲望我們居然重視不足，一些已經充分滿足了的欲望我們還在無休止的填充。

　　我們前面舉過彩票大獎獲得者的例子，尚未充分解釋他們心態的起落。他們中有些人日后的精神狀態竟然不如中獎前。沒有持久的幸福感，是因為適應而回歸當初的狀態了。怎么還會倒退呢？這是因為獲獎后，要么遷居豪宅，要么為躲避親戚朋友借錢而搬家，最終脫離了當初的社會關系。財富，他們適應了，因而不再幸福。陌生、閉塞的社會生態，令他們遲遲不能適應，因而不快。這再次說明，金錢和消費之外，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很多。

　　消費方式與經濟增長

　　增長財富的同時妥善地使用它，可以增加生活滿意度。比如，將增長的財富用于擴大城市綠地，用于降低早死的研究。但也只是在某些場合。很多可望增加生活滿意度的恰當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增加財富，只需改變生活觀念即可。

　　弗蘭克當然知道第一節中敘述的觀點，他說：行為科學家發現的有力證據證明，一旦跨進了富裕的門檻，在任何國家，平均生活滿意水平基本上就與人均收入無關了。有些社會科學家對這一發現的重要性進行了認真的思考，然后提出，至少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人們來講，進一步的財富的積累對生活滿意度的提高已不再有任何意義。

　　但是他不這么看，他說：我將提出一些證據來支持與上述觀點完全不同的結論，那就是，假如我們采用一定的方式進行消費的話，擁有更多的財富會是一件好事。

　　他一連列舉了五對社會性選擇。

　　第一，A社會的人擁有400平米住宅，每日交通需要一個小時；B社會的人擁有300平米住宅，每日交通需要15分鐘。調查顯示，繁忙路段會堵車，還造成焦慮、血壓高、頭疼、免疫系統功能的下降，縮短人的壽命。人們經常埋怨堵車，因而可以認為，B社會比A社會令人滿意。但是，在美國社會隨著住房擴大，上下班交通時間也在增加。1983-1990年期間，上下班平均行程增加了7%。聯邦公路管理局預測，2005年駕車路上滯留的時間將達到119億車輛單位小時，而1985年時僅為27億車輛單位小時。

　　第二，A社會中的人擁有400平米住宅，每月只有一個晚上有時間與朋友聚會；B社會的人擁有300平米住宅，每月有四個晚上有時間與朋友聚會。據調查，擁有5個知心朋友的人比沒有朋友的人的幸福感高出60%。前者甚至在壽命上高于后者。在移植骨髓的病人中，得到家庭和朋友強烈感情支持的病人的兩年生存率是54%，得不到支持的僅為20%。朋友的交往還可以提高社區的凝聚力，這樣的社區更為可愛，更適合人們居住。因此可以認為，B社會比A社會令人滿意。

　　第三，A社會中的人擁有400平米住宅，每天沒有時間去鍛煉身體；B社會的人擁有300平米住宅，每天有45分鐘鍛煉身體的時間。眾所周知，經常鍛煉的人健康、長壽，而健康又可以導致幸福。據測試，患有輕度抑郁癥的人參加經常性鍛煉后，康復率與接受心理治療相同。因此可以認為，B社會比A社會令人滿意。

　　第四，A社會中的人擁有400平米住宅，每年有一周的休假；B社會的人擁有300平米住宅，每年有四周的休假。休假可以讓人休息、旅游，并提供做其他高興的事情的機會。因此可以認為，B社會比A社會令人滿意。

　　第五，A社會中的人擁有400平米住宅，在工作場地享有的自主權較低；B社會的人擁有300平米住宅，但在工作中享有較高的自主權。調查顯示，工作中的自主權對生活滿意度影響很大。因此可以認為，B社會比A社會令人滿意。

　　弗蘭克認為以上的選擇都是在“有形消費”(住房)和“隱性消費”間進行的。隱性消費的項目可以廣泛延伸：清潔的空氣，城市綠地，更清潔的飲用水，減少暴力犯罪，降低早死的醫學研究。

　　弗蘭克提出消費方式上的選擇，開擴了我們認識這個問題上的思路。但是他所列舉的方式中，只有少數的幾種符合他的命題：假如我們采用一定的方式進行消費的話，擁有更多的財富會是一件好事。他所列舉的多數方式并不符合這一命題。

　　我們按照性質的差別，重新排列弗蘭克列舉的消費方式：訪親會友，休假，鍛煉，工作的自主權，交通，清潔的空氣和水，降低早死的研究，綠地。前面的項目最不符合弗蘭克的命題，后面的符合。

　　前三種方式—訪親會友，休假，鍛煉，不是消費，因為本身并不耗資。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今天，只要不企圖擁有更多的財富，就自然而然會有更多的閑暇，以從事這三種活動。弗蘭克列舉的這三種方式，其實是為他所不贊同的那種觀點—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人們來講，進一步的財富的積累對生活滿意度的提高已不再有任何意義—提供了例證。這三個例證甚至說明了，增加財富不僅不增加，甚至減少生活滿意度。

　　選擇有自主權的工作，也不好說是消費的選擇。這種選擇可能會減少收入，因此要在社會普遍收入水平增加的基礎上，才能更換收入水平低的工作，而不減少自己的絕對收入。這個方式的一半內容符合弗蘭克的命題。

　　交通方式的選擇，空氣和水的選擇，都屬于消費的范疇。但是選擇公共交通，不需要擁有更多的財富，對全社會而言選擇公共交通要比選擇私車更經濟。相反，倒是轎車工業，能在社會產值的表象上造成增長。也就是說，這里有消費投資的轉向問題，卻沒有財富增長的問題。追求清潔的空氣和水，同選擇公共交通一樣，不一定需要更多的財富，有時只需放棄增加財富的污染企業，放棄高消費的私人轎車。

　　降低早死的研究和綠地應該是完全符合弗蘭克命題的例證。二者需要專門投資，要靠財富的增長來保證。

　　正是因為弗蘭克對增長財富同時改換消費方式的專門思考，使我們看到，有時改換生活方式有助于增加生活滿意度，但是在更多的時候不追求財富增長就足以支持生活方式的轉變，而依賴增加財富完成消費方式的轉換的項目似乎不多。

　　換言之，弗蘭克提出：換個消費方式，財富多了是好事，這么說對嗎？恐怕要對半開。有時候面臨的是金錢用途的轉換：建地鐵，修綠地。有時候只是少賺錢省出時間去生活，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財富。

　　鄭也夫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叛逆“我不管在哪一個時空里，總是不愿意順從主流的話語、文化、行為。原來的社會，計劃經濟是主流，我反感；現在的生活里，物質消費是主流，我反感。他們要通吃，他們玩的把戲很霸道。我就不讓你吃，非但不讓你吃，我還要跟你干。”—鄭也夫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是鄭也夫之為鄭也夫的最大原因。從叛逆的視角，亦能更清晰地梳理鄭也夫的所“作”所為。他的學術著作中，《知識分子研究》是對特定時代知識分子觀的批判，《信任論》是源于對中國特殊的關系學的反思，《城市社會學》和即將出版的《后物欲時代的來臨》都是他投向商業文明和消費主義的匕首。

　　鄭也夫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更為人所知，也更具強烈的叛逆色彩。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著名的轎車大論戰中，鄭也夫高舉批判轎車文明的大旗。本世紀初，他發表了《現行國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主張以借貸和獎勵制度取代現有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制度。即使在他客串“文人”，從事他所謂的“

　　叛逆之外，他還很自殘，經常從事一些身體不能接受的運動，56歲了游泳還經常潛游40米，相信很多年輕人也難望其項背。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他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勇氣和耐力面對這樣的事實：他所堅持批判的，而今正大行其道。

　　叛逆和自殘加起來，造就了社會學家中的一個“異數”。

　　人們對這個“異數”的第一感受是情緒化。鄭也夫承認自己是情感驅動型，感受是他寫作的第一啟動因。但當人們贊他熱情、關懷社會的時候，他卻表示不接受。

　　“他們覺得是對我的一種夸獎，但是我聽了很不舒服。我的理性的程度，我的解釋力并不比他們小�！编嵰卜蛘f。

　　鄭也夫對別人奉上的另一頂帽子—文人—也頗不領情。這無疑是對他文字靈動的贊美。但他說：“我覺得我跟文學家們完全不一樣，我很欽佩他們，他們的觸角非常寬，但是我不是，我沒有那個能力，我的感性能力也沒有他們好，我是典型的學者�！�

　　鄭也夫更在意自己學者的立命。他擔心他熱情的性格、喜辯愛侃的癖好、優美的文筆，這些在大眾眼里與“學者”相去甚遠的特征，會影響人們對他作品中理性成份的認同。學者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是算帳嗎？在汽車論戰中，鄭也夫算空間算時間，“都算到根了！”—鄭也夫語。

　　鄭也夫以一己之身抗辯著大眾眼中的學者印象。

　　但鄭也夫的身體對他自己也抗爭起來。“眼睛不好了，寫作寫不了，是堅持下來的”。“到最后無論是眼睛還是大腦都感覺到挺費勁。”鄭也夫如此描述新作的寫作過程。

　　但他的批判更徹底了。社科基金，他不但不申請，現在連做評委，給錢也不做了。他還發展了新的理論論據，用以將批判汽車文明進行到底。

　　“以前我批判計劃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從此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資本主義”。鄭也夫描述自己的學術轉向。他還新增了一項應用嫻熟的分析利器—生物學，它貫穿于之后著作的始終。

　　四年前，他明確了自己的靶子，開始了關于“反省快樂和批判消費”的研究。期間，他從人民大學轉到了北京大學，工作轉換的原因和他批判的社科基金制度有關。四年的講課、思考、閱讀、積累的過程中，鄭也夫弱化了“反省快樂”在書中的分量，而將火力集中在了“批判消費”上。

　　“兩者都很深刻，后來我發現它們在西方都是熱門話題，熱得燙手，資料之多，看都看不過來。如果兩者想兼顧，兩個都做不動�！编嵰卜蛑毖詿o法克服一篇作品涵蓋兩個主題的困難。他的豪邁、率真，不減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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