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稱蘇州公共資源水平很高 國富民窮說不客觀

　　本報記者 郝亞超

　　4月4日，某財經文摘類雜志刊發了一組由其編輯部自采的稿件——《蘇州“貧困”調查》，對GDP高速增長下蘇州市普通市民收入緩慢等系列問題進行了采訪，一時引起熱烈討論。

　　“我們暫時不便說什么，我們是拋磚引玉，期待各界更多、更客觀的看法。”本組稿件的采訪者之一邱恒明說。

　　不同角度的論斷

　　這組文章分四篇：《蘇州模式調查》、《GDP 飛漲掩蓋下的“貧困”現實》、《平面鏡里看蘇州》以及《趙曉：蘇州的真相仍在霧中》。其中，前兩篇言詞偏激烈些，“咬住”普通市民收入與 GDP 總量下的差距不放，提出系列頗為尖銳的問題；而后兩篇文章則更中性些，對前面提到的問題做了相應的辯解。

　　以依靠外資來發展的“外向型經濟”，是蘇州模式的核心。蘇州模式是否是導致蘇州普通百姓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在網絡上，支持“是”觀點的人數明顯要超過“否”的觀點——這一方面與網絡固有的易偏激特性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問題的真實存在。

　　《GDP飛漲掩蓋下的“貧困”現實》中認為，蘇州在創造經濟增長“神話”的同時，卻不得不面對一個“貧困”的現實——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土地資源的減少，民族品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以及“世界工廠”的身份。

　　“在這樣一個稱作‘人間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卻并沒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 GDP 排名居全國第四位的城市，人們并未更多地考慮如何創業，而是紛紛加入到報考公務員的洪流之中。”

　　一些支持此觀點的網友紛紛提供出各種事實，佐證以上的觀點——

　　“我老家是蘇州管轄的太倉……那些普通的工人，他們的工資竟然和我離開那個地方的 10 多年前處于同一水平。這種現象直接導致了和 GDP 的不斷增長相比，人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欲望始終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直接導致了無法形成區內經濟的良性循環。”

　　“看看蘇州每年給國家財政上繳的利稅吧！全國第三啊！僅次于上海和天津，請問作者還有什么話說？如果把利稅的十分之一用于提高蘇州市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全國沒有幾個城市能比得過蘇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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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激烈的爭論中，也有不少人對這場“論戰”抱以相對平和的看法：

　　“我以為文章還是公道的，善意的。大可不必因此認為蘇州一無是處。但是，也不能認為蘇州是批評不得的。其實，根本的問題在于在 GDP 增長的同時，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應有相應的提高。”

　　“這是發展中不平衡的問題。蘇州不這樣走，恐怕也沒有比這更好的路子。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有了 物質基礎，可以逐步調整……從基礎上抬高蘇州民生水平……利用外資的力量支持民族產業的發展。”

　　蘇州學界聲音： “貧困”一說不客觀

　　“要討論蘇州模式，我認為先要明確一個立足點：是找蘇州的毛病，還是借鑒蘇州的經驗？”江蘇大學蘇南發展研究院陳忠老師反問道。

　　陳忠舉了一個例子：車子一開到浙江，就會發現路就比較差一些。盡管浙江老百姓很富，但公共資源的提供卻比江蘇差。蘇州的一個最大成功就是，民眾所享受到的公共資源水平很高。忽視這一點來談“貧困”與否，很不客觀。

　　江蘇大學博士生導師、蘇南發展研究院院長任平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數據，來反駁“貧困”一說，“新聞媒體很容易找到個案來說明某個問題，但那不是科學的態度，不夠嚴肅。”

　　“蘇州的‘開放型經濟'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經濟學上的‘微笑曲線'——在經濟結構中，研發和銷售都在外面，只有組裝在蘇州。而利潤是兩頭大，中間小，恰似嘴角微笑時的曲線。組裝工序是簡單勞動，你給予的是低價值的勞動，所以收益肯定也低。在蘇州，打工者的收入只占 GDP 總量的 27 %，相對發達國家的比例要低。”

　　導致普通百姓不很富裕的另外一個原因， 任平教授認為，是“開放型經濟”模式發展以后，使民營經濟發展受到阻礙。這是客觀事實。

　　任平教授認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蘇州上繳財政收入的比例過高。

　　他舉出一組數據：以 2005 年為例，蘇州市全口徑的財政收入為 900 億人民幣，上繳國家 600 億左右。蘇州上繳財政收入的比率遠高于上海。

　　“如果根據全國統一的標準來‘留利'的話，蘇州老百姓那就太富了。即便是現在，蘇州市也基本達到了江蘇省定的小康水平指標(僅森林綠化率和研發經費占 GDP 比率兩項未達標)。”

　　實際上，有關蘇州市“富政府窮百姓”的探討，無論在蘇州政府系統還是學界，都不是一個新問題。

　　“討論的大致結果就是我上述的幾個原因。不過，從 2003 年開始，市委市政府都在著手改進，比如說促進創新與創業等。” 任平 教授說。

　　任平教授認為，在《 GDP 飛漲掩蓋下的“貧困”現實》一文中所提到的幾個尖銳問題中，相對來說，“土地資源和環境問題”更客觀些。在承載了 400 余萬外來人口后，這一問題確實是個挑戰。而其他評價蘇州“貧困”的觀點，都失之偏頗，不夠嚴肅。

　　“我們編寫了《蘇州之路》一書，在其中，我們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蘇州模式的優劣，要放在大背景下來討論，而不是只側重某一方面。”

　　“論戰”背后的社會心態

　　“這場討論也可以視為有關‘改革成敗'討論的一部分。” 陳忠老師認為。

　　從以GDP為標準來評價城市或者某一模式的優劣，到從民生本位來討論某一模式的優劣，反映了大眾媒體以及民眾心態的改變。這實際上是物質較為豐富之后，要求公平的一種必然思維。

　　“如果說蘇州僅因為老百姓收入相對政府公務員來說少，就被冠以‘貧窮'的帽子，那很多發達國家也是‘貧窮'的。其他地區可能普通百姓月入1000 ，而公務員是2000 ，覺得沒什么差別；而蘇州百姓3000 ，公務員掙6000 ，人們就不平衡了，其實都是相差一倍。只能說，隨著收入的提高，人們要求公平的心態越來越強烈而已。”一位蘇州人士王洪評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