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困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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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3月02日 16:59 《IT經理世界》 | |||||||||
雙重困境 李亮 葉麗雅/文 “這次可能真的躲不過去了!”看到辦公桌上歐洲代理商發來的討論文件原稿,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大虎心情非常沉重。那是歐盟安全消費委員會正在制訂的一份
雖然早在2005年底周大虎從商務部就已經得悉此事,但2006年2月14日下午,新立法討論文稿擺在他面前時,他還是非常震驚,因為文稿中的幾項規定無疑將中國煙具企業向歐盟的出口宣判了死刑。 新的討論文稿規定,生產廠商必須要在歐盟各國建立維修點,對利潤微薄的打火機產業來說,在人力成本昂貴的歐盟建立維修點,無疑會讓國內煙具企業的成本優勢喪失殆盡,也意味著只有高檔(豪華)打火機才有發展機會。但附加條款中,豪華打火機要有五年使用期才能進入市場,而由于打火電池等技術問題沒有解決,即使日本等國家的高檔打火機,使用壽命也達不到五年。 從1987年溫州人做出第一只打火機開始,溫州打火機年產量如今已達到6億只,占全球市場份額的80%以上,在中國打火機質優價廉的沖擊下,歐美主流市場上相當一批本土打火機企業迅速消亡,僅存的一些打火機企業也只能堅守在高端豪華產品這一狹窄的市場上。 事實上,不僅僅是打火機。溫州皮鞋讓意大利、西班牙許多號稱“鞋都”的城市都一片蕭條,很多歐洲企業面臨倒閉的局面。面對中國紡織品、皮鞋、打火機等產品的沖擊,歐美等主流市場國家終于開始拿出反傾銷以及消費安全立法等手段,保護本土企業的利益。 在把海外市場發展到極致之后,溫州企業開始遇到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迷失的產業方向 在拿到討論稿的第二天,2月15日,作為煙具行業協會會長的周大虎就在溫州召開理事會擴大會議,除協會會員外,還邀請貿易公司、在溫州的歐洲代理商以及媒體等參加會議,以討論其中不合理的內容上報商務部。2月16日,周大虎以緊急快件的形式,將協會認為的不合理之處以及修改的意見上報北京。 雖然做了積極的應對,周大虎心里很明白,歐盟安全消費委員會的文件將很難被推翻,一旦形成之后會很快上報議會,而議會的批準通過只是形式上的問題。周大虎已經向同行發出警告:損失將不可避免,因為中國30%以上的打火機產品都出口歐盟,如果這條道路受阻,意味著相當一批打火機企業將破產倒閉,即使處于行業領頭地位的周大虎,在收入銳減30%以上,恐怕也會一蹶不振。 對于這些企業來說,從議會批準到正式執行之間10個月的緩沖期,是留給他們最后的時間了,這些煙具企業必須要利用這個時間將損失降低到最小,或者找到新的出路。 實際上,這并不是一個讓人意外的結局。不僅僅是打火機,包括茶葉、服裝、皮鞋、家具、電池等,絕大部分依靠成本優勢、低價策略進軍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自加入WTO以來屢屢以各種名目,被施以貿易保護的待遇,從反傾銷到特保再到307法案,這種局面大有越演越烈之勢。 而周大虎在這方面曾經是跨國維權的“英雄”,在應對歐美等公司的“反傾銷”案件中,以周大虎為首的煙具行業協會的跨國維權行動最為成功。早在2002年6月,歐盟就對中國打火機進行“反傾銷”立案,周大虎臨危受命,組織16家溫州打火機企業,自籌資金200萬元,聘請比利時和法國的律師事務所,參與了“產業無損害抗辯”。到2003年7月25日,歐盟終于撤消對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的“反傾銷”起訴,這場歷時一年多的訴訟終于以周大虎等人的勝利而告終。 但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來自歐盟安全消費委員會方面的立法,仍然可能將中國打火機拒之歐洲大門之外。而即使是此次立法沒有最終通過,歐盟方向仍然可能會出臺其他限制進口的相關措施。 顯然,即便是背靠“全球化”的大趨勢,但單純依靠價格優勢的低附加值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正在遇到越來越大的阻礙。對于絕大部分溫州外向型企業來說,進口國越來越頻繁地建立一道道貿易壁壘,已經成為他們進一步發展壯大最大的障礙。 “我們也在想其他的發展道路,但還沒有想清楚!泵鎸ζ仍诿冀薜膯栴},周大虎實在想不清楚,他怎么才能把打火機這種產品做成高附加值的產品?而除了打火機,他還能做些什么? 在溫州企業群體中,依靠打火機、紐扣、眼鏡這類產品成為某個行業“巨頭”的企業并不在少數。溫州橋頭鎮生產的紐扣已占全國市場的93%;溫州的徽章、商標占全國市場的89%;溫州的剃須刀、鎖具和眼鏡分別占了全國的60%、65%和80%。然而所有這些“大王”中,相當一部分企業都是依靠出口貿易發展壯大的,雖然他們規模最大的也沒有超過1億元產值,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在這些“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產品上,卻對國際市場產生巨大的沖擊。實際上,如果再算上服裝、鞋業等溫州企業的弱勢海外品牌與強勢海外銷量的巨大反差,可以說低附加值的產業一直是溫州企業的核心生意。 在溫州,很多企業家已經看到了低附加值產品出口帶來的收益是有極限的,這些極限來自于全球化也消除不了的貿易壁壘,更來自于自己獲得壟斷之后成長速度的停滯不前。比如溫州的服裝行業經歷幾年快速增長,2002年突破300億元大關并在國際市場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之后,卻在此后幾年一直徘徊不前,特別是紡織品產品出口受阻之后,溫州服裝行業已經基本喪失持續增長的能力。 有些企業的核心主業遇到了困境,但是也有些溫州企業在思考自己的主業到底是什么。 均瑤集團的模式似乎在中國民營企業更具代表性。與許多民營企業一樣,均瑤集團從最初什么賺錢就做什么的角度出發,四面擴張。在王均金擔任董事長之前,均瑤集團就已經成為溫州的另類:飛機票務、出租車運營、乳業、房地產運營,涉及到的行業都是溫州人從沒嘗試過的。 但是這些年均瑤集團的高速發展,也讓王均金比其他民營企業更早地感到尷尬。去年王均金在美國出差,一位投資者詢問“均瑤到底做什么”的時候,王均金竟一時語塞,不知道該如何概括出集團的主營業務。這件事也促使他開始認真思考均瑤集團的戰略方向。 “我們未來5~10年的奮斗目標是,利用信息技術、知識經濟和現代管理手段,整合均瑤集團現有的服務業務,向現代服務業轉型!碑斖蹙鹪2005年最后一次公司會議上發表了這份宣言式的計劃,據稱,其措詞的“復雜與前衛”仍然讓許多高層摸不著門路。 2005年,均瑤集團四面出擊。上海均瑤航空投資公司賣出其所持有的東航武漢公司股權后,緊接著積極籌備出資8000萬元籌備成立東部快線航空公司;在成功發展商業地產之后開始進軍民居,收購了擁有近2000畝土地儲備的武漢漢陽房地產公司;集團旗下派瑞文化獲得奧運吉祥物的特許經營權,成為均瑤最惹人注目的部門之一;甚至還投資收購了上海徐家匯地區的兩所學校。所有這些,再加上公司2004年底收購的無錫大廈股份和均瑤乳業,均瑤集團所涉及的產業復雜程度和管理難度都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像。 王均金一面向權威的咨詢師尋求幫助,一面策劃整合公司產業,明確集團未來的戰略方向。剛剛從畢博管理咨詢大中華區總裁位子上卸任下來的黃輝,也被王均金從高爾夫球場拉進了均瑤國際大廈,希望能夠讓均瑤集團實現突破。 在中國眾多的民營企業之中,溫州企業群體由于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應該算是最早完成資本積累的一批,但是在經歷了資本積累和規模發展之后,他們面臨的最為棘手的問題正在變成“下一步我們該怎么辦?” 民間資本的困惑 2006年2月16日早上7點,溫州江濱路上原東方造船廠的地塊上,中瑞財團9大股東齊齊到場,在瓢潑大雨中為這塊幾經波折的土地奠基剪彩,與2004年6月中瑞財團聲勢浩大的開業儀式相比,這個儀式顯得有些冷清,甚至沒有邀請媒體參加。 2004年10月,這個號稱中國民間第一財團的公司,以創下溫州地價紀錄的15.3億元,從溫州市政府手中競得這塊7萬平方米,緊鄰甌江的“黃金”地塊,以打造溫州“最豪華”的高端房地產項目,并命名為“曼哈頓”項目。 然而,曼哈頓項目生不逢時,項目剛剛啟動就經歷宏觀調控、融資方式改變等等障礙。2005年12月,溫州市國土資源局以該公司在中標兩個月內,未按規定繳納首期50%的地價款(7.6億元)為由,單方注銷土地使用權出讓中標通知書,并沒收中標地價3%的違約金,在溫州當地引起軒然大波。 而在18個月之前,在溫州剛剛裝修完工的發展大廈17層,9位清一色穿著法派西服和奧康皮鞋的商人曾經興致勃勃地坐到了一起,揭開了“中瑞財團控股有限公司”的序幕。中瑞財團由神力集團、奧康集團、法派集團、泰力實業、國光房產、遠洋眼鏡、耀華電器、星際實業和新雅投資這9家溫州本地企業以各自的法人股入股,共同發起組建。 這9位創業至少10年以上的企業家,在各自產業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他們集合在一起希望籌建一家民間金融機構,匯集溫州數千億元民間閑散資金,再有計劃地去投資更有價值的項目,甚至像真正的金融機構一樣做金融產品。 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走出溫州單純依賴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局面,這是老板的初衷。事實上不論是在西裝、皮鞋還是眼鏡、電器,即使是這些行業的領頭人,也已經隱隱感受到成長壓力。他們熱切地渴望利用自己的原始積累和溫州充裕的民間資金開啟新的發展模式。 然而,9位制造業出身的企業家,本身對金融一竅不通,從網絡上公開招聘找到的職業經理人也不曾有任何金融行業的背景,甚至不曉得成立金融機構必須先去銀監會申請牌照。光有一腔雄心壯志,卻受到政策的限制,更受自身條件的限制。 最終,中瑞財團正式成立后不得不放棄初衷,把自己定位為投資公司,在宏觀調控下艱難地籌集資金做房地產項目。中瑞財團如此戲劇性的經歷,反映了轉型中溫州民間資本的困惑,以及民企為尋找企業和資本出路所付出的努力。實際上,在這次嘗試的同時,更多的溫州民間資本向全國的擴張從來沒有停止過——沒有“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巨額民間閑散資本繼續在全國炒煤、炒油、炒藝術品。 春節剛過,受北京產權交易所的邀請,溫州政府組織一個溫州企業家考察團進京調研北京國企產權項目。這次即將出售的項目具體包括北京路橋公司、城建集團、物資總公司、三元集團等一批知名企業,以及幾家北京著名老字號,涉及房地產、制造業、酒店服務業、文化產業等十幾個行業。一點都不出人意料,溫州商賈的這次北上又被媒體冠上“炒國企”的“惡名”。 2003年,毫不夸張地說,“溫州炒房團”一夜間跑進全國人民的視線。而2004、2005年,“溫州炒車團”、“溫州炒煤團”、“溫州炒藝術品團”等各式各樣的“團”在媒體上先后誕生。手持大量現金卻在產業方向上沒有目標的溫州商人,面對積累下的大量財富,不得不到處尋找投資項目。 然而,民間投資者的自身局限性決定了民間資本的局限性,即使經驗豐富如中瑞的9位股東亦不能擺脫這種困境。分散的民間資本更是組織化程度低,難以形成較大的資金借貸規模,迫使創業者只能選擇投資小、上馬快、易擴散、投資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資項目,成為缺乏方向感與目標性的“游資”。至今,溫州民間資本仍無法改變這種思維定勢。 2005年底,人民銀行溫州支行副行長蔡靈躍領銜研究的課題指出:近年來,溫州產業結構調整一直不到位,產業難以優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產業升級的規劃,但不掌握民間金融資源;而民間金融注重短期效益回報,并不按照政府規劃來投資,產業規劃容易落空,民間金融對產業升級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動的。“民間資本對溫州企業發展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蔡靈躍這樣總結道。 原有核心業務的成長乏力猶如鍋底的爐火,利用資本向外突破的屢屢碰壁又像是那個密不透風的鍋蓋,而溫州企業群體中正在這個溫度和壓力都在不斷上升的“高壓鍋”中痛苦地掙扎。-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