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府預算外收費8000億 大多來自亂收費罰款

　　李愛明／文

　　6月底，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經在一個座談會上說，目前，全國各級政府統計內的預算外收費高達5000億元，統計外的預算外收入至少3000億元，兩項相加即超過8000億元，而這些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亂收費和亂罰款。

　　這么龐大的數字，的確令人震驚。筆者報道了這條消息后，引起了廣泛反響。

　　幾天前，筆者再次采訪了周天勇。他對《物權法》(草案)沒有關于限制政府亂收費的規定感到遺憾，認為《物權法》應當成為限制政府亂收費的最重要的法律。

　　周說：“有關部門總是說，一些不法企業和個體戶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其實，政府亂收費和亂罰款是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最大禍根�！�

　　按他的觀點，以目前所征的稅收和社保方面的各種征收，再加上這8000億元預算外的收入計算，國民經濟的綜合稅費負擔已經高達33%，企業和老百姓的負擔非常沉重。

　　收費是國家通過公權收取公民財產的一種行為。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通過公權向公民收費，首先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國家可以通過提出收稅方案，并由立法機構審查批準的方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向公民收稅和收費。

　　我國的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政府部門往往通過種種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徑，利用公權千方百計、巧立名目地設立各種收費項目，處于弱勢一方的企業和老百姓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政府更不會在收費之前征求老百姓的意見。

　　周天勇認為，這實際上是政府利用公權侵犯公民和法人財產的行為。

　　如果按照過去的觀點，政府收費、罰款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認為，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等特征，這也似乎為政府部門隨意利用公權收費和罰款提供了理論基礎。

　　但是，從國際上看，行政權力和利益相分離、執法與收費相分離，是現代國家和政府的一個基本原則。稅外大量的收費和罰款，在其他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是不允許的�，F代治理較好的國家，絕大多數用嚴格的預算來控制政府機構的不合理增長。

　　我國則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財政體制改革的滯后，加上沒有建設現代財政稅收制衡關系，導致由社會供養的機構和人員快速快速增長，地縣鄉靠亂收費和亂罰款維持運行，實際上成了吃飯和供養型的財政。在沒有預算制衡約束的情況下，“吃皇糧”、“吃準皇糧”的機構和人員增長很快。

　　而錯誤的鼓勵機制又進一步刺激了政府收費和罰款的增加。政府各部門為了自己的利益，將許多收費和罰款進行了所謂的收支兩條線改革，并且還實行超收獎勵的體制，這就導致其千方百計、巧立名目地進行收費和罰款，最終造成企業和老百姓負擔越來越沉重。

　　這樣的后果是，亂收費成為政府機構膨脹的重要條件，而由于“吃皇糧”人員的快速膨脹，又導致了更多的亂收費和亂罰款，由此形成了機構人員膨脹和收費增加的惡性循環。

　　據介紹，全國由財政發放工資的有4700萬人，由財政發放退休金的約1000萬人，縣鄉村非編制但由收費供養的2000萬人，三者相加即7700萬人。據周天勇介紹，2003年GDP的1／5被供養人員所消耗。

　　亂收費和亂罰款最大的后果一是抑制了社會創業，由此也連帶給擴大就業制造了障礙；二是由于預算外的收入支出不透明，也為腐敗創造了體制條件。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從行政方面看，其目標就是規范政府的行政行為，轉變政府職能，使各級政府真正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從這個角度看，8000億元的政府收費顯然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出了挑戰，收費制度改革到了必須有所突破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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