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中美匯率互動 貨幣單邊主義并不明智

　　本報評論員 張庭賓

　　穩定的人民幣本來“兩全其美”

　　2005年5月13日，在《財富》論壇在北京召開之際，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兩個傳言已再度落空。

　　此前，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龔方雄曾預測，匯率改革將在5月8日啟動。后有報道稱，高盛的分析師預測，人民幣匯率將在5月18日發生變動。5月13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已明確回答：“那(5月18日人民幣匯率變動)是肯定不行的。”

　　在此輪對人民幣升值狂賭之前，國際上至少已掀三輪人民幣升值的熱浪。在去年年底的那一輪升值潮達至頂峰之際，12月31日，本報發表《2005年度中國與世界十大經濟預言》，其后，香港NDF——美元兌人民幣一年期不可交割合約隨即由歷史最低點的4850點(1美元兌7.7915元人民幣)直線上升，成為該輪國際熱錢投機人民幣的轉折點，熱浪在其后很快消散。

　　當時我們的預測是：2005年，中國不擴大浮動匯率區間的概率為80%，浮動區間在5%以內概率為20%。其理由是，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對中美雙方都有利。現在我們仍然堅持這一理由。

　　從中國角度，我們如此解釋：人民幣升值缺乏基本面的真實支撐，2004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遠遠小于日本、德國，表面的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主要因投機熱錢涌入所致。況且中國商業銀行改革改革正在最關鍵時刻，而且我們同時預測2005年內內地股市將開始解決股權分置(在4月29日，這一預言已為證監會的《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所證明)，這時貿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對“熱錢”低頭，將縱容投機。熱錢的大進大出，很可能導致中國銀行改革和證券市場改革功虧一簣，甚至引發金融動蕩。我們在那個預言中曾寫道：“以周小川為首的中國央行管理層始終對此保持非常清醒的頭腦，不會允許熱錢得逞”——現實已證明他們正在這么做。

　　對于美國，穩定的人民幣何嘗不是上佳選擇？我們在2004年12月31日刊發的相關評論中分析：“伴隨美元的貶值……人民幣與美元的實際固定匯率制度為美元避免雪崩提供了安全帶。在美元持續貶值下，美元需要穩住陣腳，必將升息。同時，在中國加入WTO后，中美經濟已經形成高度互補，假如此時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由于美國人對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依賴性很高，必將導致美元進一步(因通貨膨脹率急升進而加速)升息，減緩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換言之，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變，即使美元貶值更厲害一些，對美國經濟的實質影響并不嚴重。”

　　這一論述，在4月中旬得到了美聯儲報告的印證。這份名為《匯率對美國進口價格的影響：一些新的證據》的報告證明：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政策幫助美國阻止了進口商品價格的上升，對降低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起到關鍵作用，對美國宏觀經濟的穩定至關重要。

　　可原本“兩全其美”的中美匯率關系，現在為何風云再變？

　　美國國會單邊貨幣主義的動機

　　本報預言也未完全排除2005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擴大到5%之內的可能性。

　　我們的邏輯是：這“完全出于中國自身發展需求：一、小幅度放開浮動區間可以培育探索中國自己的匯市和匯率形成機制；二、有利于刺激中國企業產業升級，提高產業集中度；三、避免熱錢絕望，集中撤離，使熱錢進退維谷，為中國經濟服務”。

　　周小川行長在最近的談話中亦指出：“我認為中國作為大國來講，改革主要是出于內部的動力和壓力，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內部行程和需要來設計的。”

　　但這種主動的進程，現在卻受到美國的干擾，正像中國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采訪時所評論：“美國的施壓只會使人民幣改革更加困難。”

　　4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一份提案，要求中國政府在180天內允許人民幣升值，否則將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征高達27.5%的關稅懲罰。4月19日，美國總統布什也談話，表示中國在匯率方面采取過渡性措施將有助于緩解中美間緊張的貿易關系。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先后發表了類似的觀點。

　　美國國會的這種“最后通牒”令世界上大多數“公共立場”(為投機熱錢謀利的代言人除外)的經濟學家大惑不解——認為美國顯然選擇了對己不利的經濟政策。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蒙代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里茨，亞元之父黑田東彥等在內的國際貨幣權威對之持廣泛異議，甚至美國《華爾街日報》也發表署名文章指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并沒有被低估，美國的貿易赤字也不會因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而減少。

　　動機只能從政治上找。有輿論認為，美國國會這樣做，是因為提案的議員不懂國際經濟，僅僅為了迎合選民。這種“一葉障目”的觀點是在避重就輕，有兩個細節需要注意，一、兩位議員在第一次提案后曾經很快撤銷提案，后來又再度提交；二、兩次參議院投票都是壓倒性的多數通過。

　　真實的動機還要從匯率報復案的后果分析。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全面加征27.5%的關稅，在戰略上對中國損害是最大——既通過遏制中國的出口，引發中國復雜的國內金融矛盾；又“羊毛出在羊身上”，從中國直接剝奪以百億美元計的關稅收入。

　　5月10日，在美國駐新加坡使館，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安撫擔心與中國“一損俱損”的東南亞輿論稱：美國從來沒有遏制中國的概念。他的發言或許能代表美國政府，但未必代表國會。

　　雙方的貨幣單邊主義均不可行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總統布什談話的基調與國會提案差異很大。他說，中國在匯率方面采取過渡性措施將有助于緩解中美間緊張的貿易關系。

　　從布什總統此前兩度否決美國國會匯率報復提案，以及過去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的一貫講話來看，美國政府其實并不認為國會的提案是現實可行的，但他們希望中國作出適當的讓步，以使雙方能夠達成妥協諒解。

　　現在的中國并不是1985年“廣場協議”前的日本。當年日本與美國主導產業高度重合，日本對美國支柱產業電器、汽車等造成嚴峻沖擊。現在美國經濟已經全面向服務業升級，其與中低端制造業為主的中國經濟高度互補，甚至很多在中國的制造工廠就是美國人自己主動搬過來的。中美間實質已結成了共享一個“臍帶”(國際互補貿易)的“連體胎兒”般的關系，硬性撕裂雙方，只能兩敗俱傷，甚至同陷危機。

　　因此，從這個根本利益上看，中美雙方都不具備采取貨幣單邊主義的現實條件。但現實中卻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出于美國的政治家們維護自尊的需要。因此，中國需要加快國內的金融改革步伐，最好在年底之前，雷厲風行地成功解決A股股權分置問題；屆時，小區間地擴大人民幣浮動匯率，并配合以繼續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可使熱錢為中國所用，推內地A股、香港H股水漲船高，并順勢將中、建兩行成功上市。如此，中國就更有條件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改革。

　　正像周小川4月末在博鰲論壇所強調的：“外部有壓力，也不是壞事，說明改革應該走得快一些，否則這個矛盾有可能得到積累。”

　　中國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就這樣到了同步對接的最緊要關頭。這或許是繼續誘惑《財富》論壇未來第四度花開中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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