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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垂直結構看國企改革

　　文 | 王勇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呈現上游產業國企壟斷，下游產業民企自由競爭的垂直結構特征。當前上游國有企業要改變目前低效的運轉模式以降低下游企業生產用料成本，選擇性地在一些產業降低甚至取消行政準入門檻。

　　CEIC數據庫顯示，自2009年以來，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增速已經超越國有部門。2016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43.6萬億元,同比增長4%，低于2016年6.7%的全國GDP增速水平，就對中國經濟增速而言，非國有部門也是占據大頭。這是不是說明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體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呢？

　　并非如此。看一組數據，2016年《財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大市值企業中，中國上榜企業達110家，其中國有企業占比在90%左右，且多集中在能源、電信、金融等核心產業。近90%的占比反映出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整個經濟體中龐大的存在，并掌控著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加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美歐發達經濟體對中國國國有企業的關注越來越多，所以國有企業的重要性并沒有下降，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事關中國經濟發展，也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神經。

　　垂直產業結構視角

　　在探討國企改革之前，先看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將中國企業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2000年之前，國有企業利潤率普遍低于民營企業；2001~2007年，國有企業利潤率高于民營企業；2008年至今，民營企業利潤率再次反超國有企業。

　　要理解這種現象，需要結合中國宏觀經濟的三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中國產業構成中垂直結構明顯。將產業劃分為上下游，上游產業是指能源、金融、電信等生產中間產品和中間服務業的產業，下游產業主要是指生產衣服、鞋子等消費品以及提供酒店、賓館、電影等消費服務的產業。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大規模改革，主要是下游產業的國退民進，上游產業的能源、金融、電信等領域依舊為國有企業所主導，有一定的進入壁壘。所以在2000年之后，中國經濟呈現出上游產業為國有企業壟斷，下游產業為民營企業自由競爭的垂直結構特征。

　　第二個特征是勞動力充足和結構轉型。結構轉型這個詞在經濟學里面含義明確，指的是一個國家的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產業的構成不斷發生變化。隨著一國人均GDP的提高，農業占比不斷下降，工業占比呈倒U型先升后降，服務業占比不斷攀升。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期，大量的勞動力在城鎮化進程中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

　　第三個特征是貿易自由化。2001年12月份，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參與世界貿易，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國。

　　在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后，不同所有制企業、不同市場結構在上下游產業非對稱分布，在這種獨特的垂直經濟結構中，下游民營企業充分利用比較充足和廉價的勞動力，借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在工業化和貿易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從而帶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這就能比較清楚地解釋前面提到的企業利潤率變化的現象：國企改革后，下游民營企業在擴張發展的過程中帶動了對上游金融、能源、電信等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在上游產業占據核心地位的國有企業借此有了很大的利潤空間；當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世界經濟陷入低迷時，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減弱，降低了下游民營企業生產規模，對上游產業能源等需求也相繼減少，遂有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國有企業利潤率下降的現象。這也說明，國有企業利潤的增長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現象而非原因，國有企業曾經空前的繁榮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結果。

　　單純混改效果甚微

　　在上游產業國有企業壟斷，下游產業民營企業自由競爭的垂直結構中，國有企業要獲取高額利潤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勞動力成本足夠便宜。

　　上游產業基本為國有企業掌握，金融、能源、電信等成本不低，只有當勞動力足夠便宜，下游的民企才能承受住所支付的比較昂貴的金融、能源與電信成本，在國際市場上還能夠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但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結構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也隨著經濟結構轉型不斷攀升，加之土地價格上漲，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國際競爭力減弱。而下游民營企業如果衰敗，對上游產業的中間產品需求大幅降低，處在上游產業的國有企業日子會更加難過。目前我們就處在這樣一種窘境中，這就倒逼上游國有企業降低壟斷價格和提高成產率，以降低下游民營企業生產用料成本。

　　目前正在進行的國企改革，就是要解決這一窘境。但我們看到最多的改革方式是混合所有制，即對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改革，引入民間資本。這種從內部進行改革的方式可能收效不大。因為從外部看，即使上游產業當中國企變成私企或者通過混改成為國有控股企業，若這些企業依然享受行政壟斷的保護，它的壟斷與低效依然會對產業升級、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產生瓶頸遏制作用。

　　國有企業改革，關鍵并不是要改變其姓“公”或者姓“私”，在認識到國有企業在整個產業垂直結構中的位置，理清了國有企業在整個宏觀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性作用，我們就能更加明確國有企業改革應該遵循的方向——降低準入門檻，讓更多企業進入到上游產業中來，形成相互競爭的態勢。

　　有鑒于此，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要打破上游產業的行政壟斷。對于上游現有的國有企業，即使不改制，也應該盡量剝離本不該由企業承擔的社會性負擔，同時取消政府補貼，讓上游產業中的國有企業與新進入的民營企業真正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上游產業技術進步與升級，為下游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也只有這樣，整個經濟的產業升級才可能全面推進，使得中國經濟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國有企業改革也要區別對待、防止一刀切，涉及國防安全以及涉密的企業要慎重對待。對于國有企業的區分，可以采用反向思考法，假如這個產業完全放開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若沒有什么不可承受的結果，這個產業的準入門檻就可以放開。比如美國的電信產業完全私有化也并未出現什么問題。用這種反向思考法決定國有企業放開與否，在能夠放開的領域，可以降低甚至完全取消進入壁壘，讓更多民營企業參與其中。

　　從產業垂直結構來看待國有企業的位置，我們知道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要降低準入門檻，破壟斷促競爭。但改革從來都不是易事，國有企業改革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分產業、分階段、分先后、分主次地進行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不是孤立的，它關乎整個經濟調結構、去產能、降成本，關乎供給側，甚至與醫療改革也是緊密相連。所以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有全局眼光，要與其他相關制度改革互相配套，在不斷的漸進改革中引發一輪接一輪的對其他制度與政策的改革。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