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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商人

　　文 | 本刊編輯部

　　富而優則當總統，特朗普堅信一切皆可交易。為了實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諾言，特朗普提出減稅、貿易保護、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主張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商人的烙印。

　　以商人當國，特朗普卻一不像陶朱公，二不像呂不韋，比起來與劉邦更有幾分相似。

　　不像范蠡，因為他功成而不身退，反而激流勇進，以七十歲高齡的“政治素人”身份參選；不像呂氏，因為他并不為“立國家之主贏利無數”，而是富而優則介入政治，相信“我本人就是體制”；而論起性格特質，漢高祖的口無遮攔、頤指氣使、勇于嘗試、成功得有些出人意料，在特朗普身上倒有不少印證。

　　既然當上了總統，三把火總是要燒的，他上任之前向選民承諾的一套經濟政策必定會被拿出來推行。簡單來說，就是對內的新自由主義，包括強調減少國家管制、激發市場活力、削弱福利國家，以及對外的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也就是強調美國的本土經濟利益而不是美國的全球經濟利益。這種混合的經濟政策，被稱為“特朗普新政”。

　　可是，總統畢竟不是皇帝，既做不到一言九鼎，更不是萬能的。從理想到現實總有差距，這些經濟政策有的違背基本經濟規律，有的逆時代潮流而動，有的則以傷害別國利益為代價，所以要想推行難免受阻。例如，特朗普移民新政不得人心,科技巨頭紛紛反對；特朗普的政策要成為現實還面臨國會的“惡斗”。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最近放話，要“拼盡全力”阻止特朗普廢除金融監管法“多德-弗蘭克法案”和奧巴馬醫改法案。

　　那么，特朗普為什么要這樣特立獨行呢？

　　投桃報李

　　可以說，特朗普是被美國中產白人的“憤怒”抬進白宮的。

　　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的1%和99%人群的對立，看得出貧富收入的鴻溝不僅沒有彌合，近些年分配的天平更加傾斜，不少美國人甚至開始擔心下一代不會比自己過得更好，換句話說，普通美國白人的“美國夢”有點兒做不下去了。

　　正如IMF前副總裁朱民指出的，和很多國家一樣，在全球經濟還沒能擺脫經濟危機陰影的背景下，美國也面臨著深刻的經濟結構性變化。美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為78%，經濟結構很輕，制造業空心化，工業產能利用率繼續下降，出現了產能過剩，以致投資出現急劇下降。經濟活力下降，新成立公司比重持續下降，企業結構老化，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中產階級的收入在急劇地緊縮。同時，美國還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導致上述問題顯得更加嚴峻，經濟前景也更為堪憂。

　　出于不滿和擔心，集中了美國傳統制造業的五大湖及東北工業區，也就是所謂的“鐵銹地帶”，集體倒向了特朗普，成了特朗普勝選的關鍵因素。特朗普成功地抓住數以百萬計工薪階層的心理，用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政策主張，在“銹帶州”掀起了一場有美國特色的“革命”。

　　作為商人，特朗普擁有大約150家公司，這些公司和至少25個國家有生意往來，是全球化絕對的受益者；可作為總統，他聲明自己要為美國普通大眾服務。就像在就職典禮演講中說的， “美國優先”，目標是重振美國就業和增長，可以看成美國版本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上任的1月20日當天，特朗普就在白宮網站公布了未來經濟政策目標，包括未來10年內新增2500萬個就業崗位、推動經濟實現4%的年增長、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就北美自貿協定重新談判等。

　　不出所料，這些經濟政策和他競選期間的承諾基本一致?？吹贸觯乩势照谝庵緢远ǖ刎瀼刈约旱南敕ê椭鲝?，開始改變美國、改變世界，也以此回報支持他的選民。

　　特朗普要做準備“打仗”了。

　　圍繞赤字的內戰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概括特朗普經濟學的主要措施，可以寫成“減稅+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貿易保護”。

　　首先，特朗普要減稅。他要把居民個人的所得稅由7檔減少到3檔，對富人減稅，對窮人增加稅率抵扣；要把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從35%降到15%，同OECD國家中公司稅最低的英國和加拿大持平。

　　很顯然，降低個人所得稅，是為了激勵私人消費，而降低公司稅，可以把全球的資本引入投資和建廠。就在不久前，福特公司取消了在墨西哥投資16億美元建設小型車新工廠的計劃，承諾在密歇根州的福拉特洛克創造700個生產電動車及混合動力車的新職位，同時還稱贊特朗普改善了美國的商業環境。其他多家生產商，例如開利（Carrier），也都已改變了計劃。當然這和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辭威逼大概不無關系，但減稅的利誘想必也發揮了作用。

　　其次，特朗普要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在競選綱領中，特朗普稱這一數字將在5500億~10000億美元。而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估計，基礎設施支出方面存在兩萬億美元的虧空，可見空間巨大。這類支出將改善美國年久失修的基礎設施，并且為工人階級創造大量工作崗位，發揮經濟刺激作用。

　　接著，問題來了。減稅會導致聯邦政府收入下降，在現有開支難以壓縮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又要增加開支，這一進一出，錢從哪來？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擴大財政赤字。

　　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的估算，特朗普的稅收計劃將降低所有所得階層的稅收負擔，受益最高的是最高收入家庭。美國聯邦稅收收入就將在第一個十年后減少6.2萬億美元。美國聯邦債務將在第一個十年增加至少7萬億美元，在2036年的時候增加20.7萬億美元。

　　而美國所有的政府債務都要通過國會的批準，并且受債務上限的約束。2010年，就是因為國會不肯批準奧巴馬提出的債務上限，此后的兩個禮拜，華盛頓所有的地鐵停運，公園、政府關門。這向全世界傳遞了一個信息，美國政府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全美國甚至世界停擺。

　　所以說，政府能否運作是件重要的事情。特朗普將面臨比奧巴馬更加嚴峻的“財政懸崖”問題。按照特朗普的計劃，錢很快就會花光，目前的債務上限就會達到，他要在即將到來的3月份，去求國會提高債務上限。

　　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一直是民主黨的經濟政策，有一定凱恩斯經濟學味道。歷史上，共和黨比較反感這項經濟政策，因為這意味著增加政府財政開支，同時推高通脹水平。所以目前，美國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對此似乎很不很感冒。加上特朗普又是以“反建制派”的身份勝出，與黨內眾多大佬不和，因此，快速理順諸多關系，稱得上一場需要硬著頭皮向前沖的戰斗。

　　全球貿易戰一觸即發？

　　因為對外所持的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看上去特朗普已經和不少國家拉開了貿易戰的架勢。

　　特朗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認為，只要消除美國年復一年的貿易逆差，實現貿易平衡甚至貿易順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長加快１個百分點，創造更多就業。

　　可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最令主流經濟學家擔憂。問題在于，根據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在赤字財政擴張、國內儲蓄不足的情況下，用貿易保護來實現貿易和經常項目平衡，終歸是舍本逐末，難以奏效。因為財政赤字攀升意味著國債增加、推高長期利率，必然吸引資本流入來填補國內資金缺口，使美元升值，從而鼓勵進口減少出口，增大貿易赤字，導致財政和貿易出現“雙赤字”。

　　美國的經常項目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經濟擴張時期出現龐大逆差，美國從此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從供給側來看，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實現貿易平衡，必然會搞亂美國產業的國際供應鏈，提高生產經營成本，哪怕沒有招致貿易對手的報復導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也會得不償失，阻礙生產力的提升。

　　事實上，特朗普已經頻頻放出狠話。不僅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而且宣稱要就北美自貿協定重新談判，對進行“不公平傾銷和補貼”的國家征收高額懲罰性關稅，甚至威脅退出世貿組織。

　　美國無黨派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如果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引發美國貿易伙伴的報復行為和觸發貿易戰，將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和損失數百萬個就業崗位。

　　以特朗普多次提到的征收懲罰性關稅為例。如果對中國這樣的國家征收45%的關稅，對其他國家增加30%~40%不等，是否可行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判斷，短期來看這樣做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長期來看對美國也是非常不利的。

　　2009年奧巴馬對中國輪胎征收45%的雙反稅，結果怎么樣呢？美國在保住了1200個美國就業崗位的同時，美國的消費者在第二年多付出了11億美元。1200個崗位、11億美元，平均每保住一個就業崗位花了90萬美元。同時，作為報復，中國限制了美國家禽產品的出口，少買了美國10億美元的家禽產品，使得這個行業又有很多人失業。由此可見，特朗普如果真的要打貿易戰，必將帶來“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慘烈局面。

　　的確，談錢不止傷感情，利益更是生存的機會。各國原本在美國一手打造的全球經濟體制中各司其職，這下都要打破重來，混亂和抵制可想而知。

　　就像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所說的：“一直以來，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正常運轉，依靠的都是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開始單方面采取行動修改這一契約的條款，全世界范圍內有很多強大的參與者都將樂于展開報復，并引發一場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螺旋式下行?！?/p>

　　本質還是商人

　　從這一系列政策看得出來，特朗普骨子里仍然是個精明的商人。

　　在競選美國總統之前，特朗普被叫作“地產之王”，還是一位成功的暢銷書作家以及娛樂明星，在美國享有超高知名度，真人秀節目《學徒》里的一句臺詞“You are fired”堪稱經典。可是馳騁商海多年，特朗普一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壇局外人，他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在當選之前沒有任何從政經歷的總統。

　　盡管由于在商業領域的成功，他對自己極其自信，認為“一切皆有可能”，但他對政治和政策的理解還是會受到商人身份的影響，所提出的政策主張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商人的烙印。至于“美國優先”的口號，可以理解成“在政言商”，他希望美國少管世界上的閑事，多做些對自己國家有利的實事，甚至一定意義上表現為“重商主義”。

　　所以，特朗普認為一切皆可交易。特朗普三十年前就出版過暢銷書《做生意的藝術》，商業技巧可謂爐火純青，謀取盡可能多的利益，成了深入骨髓的觀念。

　　同時，作為政壇“新人”，他很可能利用各方觀望和判斷的時間，左沖右突、試探攪局，從而尋求占據主動。例如發布“禁穆令”，提前掛斷澳大利亞總理電話，甚至此前和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話，都透著濃濃的博弈意味。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應對特朗普政府，大概都要做到既靈活，又現實，而且必須堅守原則和底線。

　　除了特朗普本人之外，他的內閣經貿團隊也是別具一格。因為出身商界，又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脫穎而出，特朗普并沒得到美國主流政治精英的多少幫襯，于是所選的經貿團隊成員也多來自自己從商的朋友圈。就這樣，“高管”推開旋轉門任職 “高官”，成為未來幾年內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他們具有天然的忠誠度，以及強悍的執行力，和特朗普一樣注重現實利益，而不那么在乎原則和邏輯。

　　這樣的團隊構成一方面反映出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抽干沼澤”，改變華盛頓的政治生態，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考驗著他的整合和領導能力，畢竟CEO云集，個個都是決策力和領導力一流，組成了一支“孫悟空團隊”，怎樣凝心聚力推進核心政策是關鍵。

　　當然，眾多核心政策需要經過國會審議，并不是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就能實施。知易行難。因為特朗普之前是體制外的精英，對體制內的約束條件認識和感受不深，進入之后他會慢慢發現，到處有規有矩、布滿地雷，從而不得不修正其政策選項和政策執行的力度，所以張宇燕認為，特朗普政策實施的強度是個非常不確定的因素，能夠兌現50%就很不錯了。

　　正如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在2016年12月15日凌晨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之后的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所有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參與者都認識到，其實經濟政策變化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對美國經濟會產生多大程度的改變也充滿不確定性，這些政策和其他的要素結果在一起，包括全球經濟的展望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水平都會對我們國家產生影響，因此我們會持續地監測并作出適當的反應?！?/p>

　　其中連續使用的“不確定”讓人感覺前景就像一道方程式，里面幾乎全是變量，解出來的答案自然也就在不停地變。

　　究竟會怎么變？如果把多方“交戰”與博弈當作現實版的“總統培訓班”，很大程度上就要看特朗普總統在里面學習的速度和質量了。

　　（本文由本刊記者蘇慧婷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