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二

　　我忽然有一個自認為有趣的想法，如果把一個人的一生花的錢分解成很多個基金，他們的基金管理人分別是健康先生，歡樂先生、滿足先生等等，而從統計學的角度來測算一下，哪個基金會最受追捧？

　　我先拿自己這些天的花銷做個例子：

　　星期二——早飯花掉3塊錢，打車上班花掉20塊，中午飯花掉15塊，晚上回家看到路上非常擁堵，而找到一條自以為會很順暢的路打車，由于在一段狹窄路段的擁堵花掉35塊；

　　星期三——早飯上班午飯于昨天一樣，而在回家的時候在超市買東西，看到老年服裝很便宜，決定為媽媽買一件我認為很漂亮的T恤花掉120塊，而回家媽媽卻不領情——她不喜歡T恤上印的卡通大象，媽媽認為那個笑容可掬的大象有點像自己，而她買過一件同樣質地的T恤，價錢只有20塊。

　　統計一下，如果說早飯午飯是為了本能，打車是為了舒適，那么擁堵造成的

出租車溢價和那件不討人喜歡的大象T恤的花費應該算作哪項基金呢？暫時把它算作營業外不可預測支出，而在這兩天中，我買進了36塊的本能基金，60塊的舒適基金，而“營業外不可預測支出”竟高達135塊，當然這種所謂的“營業外不可預測支出”也有很多人把它歸結為愚蠢。

　　當然，大象t恤事件對于我來說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給愚蠢先生的登峰造極之作，應該算是我又一次在香山的行為。那次是我在中學的時候為了不花兩元錢的公園門票，而跑到圍墻邊花五毛錢去租用當地農民的梯子跳墻，在跳下來的時候樹枝把我最喜歡的那件夾克劃了個很大的口子，而最令人喪氣的是，我出公園門時發現那天由于是五一，公園根本不收門票。

　　看看我的行為，我肯定為愚蠢基金作出了不小的貢獻，而也在為減少這項基金的份額而努力，而減少這項基金的定投數額好像并不是完全能由我個人決定，其中存在著很大的系統問題——當然，請相信我，不是在為我的愚蠢辯解——比如，如果，北京的交通高效，道路通暢，我就不會多花費15元的出租溢價，如果那個超市的促銷員比較有職業操守不騙我說大象圖案多么適合老年婦女，還有那個搬梯子的農民......總而言之，雖然我沒有經過統計學的測算，但是可以感覺到，政府效率，社會治安，經濟市場化程度和人們為愚蠢的資金投入存在著一定關系——我們這里虛擬一個指數，就叫做fpi(fool Price Index)——fpi和整個社會的有序化存在著一定的反比關系。

　　但是，還有個問題，在社會有序化程度比較高的美國等地區，是不是人們的fpi就會很低呢？

　　我們拿美國老布什總統創立的zapata公司來舉個例子，zapata原本是一個經營牛羊肉包裝和魚油的公司，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瘋狂的“網絡時代”，1998年初，zapata公司管理層忽然宣布與收購當時的美國第二大網絡搜索公司Excite，同年七月，zapata管理層又宣布，他們正在創造一個互聯網搜索引擎，并收購了30余家網站。1998年12月23日，zapata管理層再次決定，該公司將創建zapata.com。在這一消息宣布后，zapata股價上漲了98%，而當時zapata十幾美元的股價其每股的股息大概在8美厘左右。當時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中有100來家互聯網公司應運而生，而它們之前的業務和互聯網幾乎毫無聯系，人們非�？鞓返馁徺I這些，魚油.com，豬肉.com和馬桶.net，從而使這些家

股票的價格上升了90%甚至更多，當然結果顯現，90%的投資都進了愚蠢先生的賬戶。而他們的被投資人，那些網絡時代的精英們對愚蠢投資更是賣力氣，那幾樁又大又笨的收購幾乎都出現在美國，例如AOL1780億美元收購時代華納的杰出商業天才Steve Case簡直可以作愚蠢基金的董事長。

　　社會的有序性增強減少了個人行為的不可知性，從個體來講人們的fpi指數下降了，但是看來他并不能對群體行為的狂熱產生作用，也就是說最發達的美國人的愚蠢程度并不比在非洲某個角落吃白蟻的土著人低，而因為財富，反而他們對愚蠢基金的貢獻更為卓著，高效的社會愚蠢起來似乎也更加高效。但是似乎投資是不是愚蠢的并不那么重要，而誰比你蠢材是更重要的，于是產生了一個行業，從業人員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不斷的辯論“他比我蠢”，而這個行業就是“投資”。

　　連接：

　　史上最有趣的愚蠢投資：18世紀初，狂熱的英國投資者提出一個個有趣的商業計劃，其中最有趣的是從西班牙進口一種公驢，讓這種公驢的尿來對海水進行淡化。而完成這個商業計劃的公司股票曾經一度受到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