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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候選人描述道：“這樣的競選人大代表的場面少有，我以前是沒見過。”“小區(qū)內的競選聲勢造得很大，敲鑼打鼓游行，向選民做宣傳，候選人發(fā)表競選演說。”
他們在競選時表態(tài)：“過去，我們都習慣了依賴組織上安排的候選人，不管我們對他了解多少，也不問他有沒有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水平，他能不能代表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往往就畫圈、打鉤了事。當然，其中優(yōu)秀杰出者蕓蕓，但也不乏有的代表不能代表群眾。經(jīng)歷和
現(xiàn)實告訴我，參加人大代表的選舉是每一位公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加強國家民主法制建設、推動社會進步、建設美好生活的大事。”
———“當一個人民代表，需要責任感和勇氣。身處社會基層，尊重民意、代表民意，要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吶喊，當好他們的代言人。我不會妄自許下過多的許諾，但我將努力讓你們最滿意。如果當選，我將作為一名職業(yè)人民代表，成立專門工作室，隨時傾聽你的意見和要求，并去你的社區(qū)了解民意。”
———“我參加競選，因為我是一位公民，熱愛我的國家，希望促進政府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水平的提高，愿在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征途上為它添磚加瓦；我參加競選，因為我是一位業(yè)主，我熱愛這片給了我歡樂和痛苦的社區(qū)。關注社會公正，關注弱勢群體應有的權利，我深知廣大業(yè)主的艱辛，我愿為維護每一位社區(qū)業(yè)主的合法權益不懈效力。”
———“我特別關注環(huán)保，關注現(xiàn)已擁擠不堪的道路交通，關注孩子們的入學入托，關注老年人的醫(yī)療條件，關注業(yè)主維權的正當要求。如果當選，我將是昌平區(qū)人大代表，我會牢記我的社會責任，積極推動民主和法制建設，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如果當選，我將是新型社區(qū)的人大代表，我將為社區(qū)自治，維護廣大業(yè)主的合法權益，建設美好家園鞠躬盡瘁。”
最后，32歲的聶海亮當選為回龍觀選區(qū)惟一的人大代表。
對于他的當選，一些學者很興奮，將之概括為“北京現(xiàn)象”。有媒體評價道：“普通業(yè)主自薦參選人大代表，意味著他們從上訪維權走向選舉維權，從代表一個人到代表一群人，從具體維權到積極參政。”“聶海亮的當選，應該是中國社區(qū)民主與現(xiàn)行民主體制實現(xiàn)的第一個對接。”
對當事人聶海亮來說，他可沒想這么多。
“當人大代表，對我來說，純屬意外，它本來不在我的人生設計中。”
“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權，然后，才可能維護好自己的財產(chǎn)權”
晚上7時，剛剛從城里奔回家的聶海亮，正在吃晚飯。他一手抓著烙餅，一手拿著雞脖。因為沒時間做飯，晚飯都是下班路上買回的熟食。像回龍觀里眾多年輕白領一樣，他們兩口子每個工作日都要早出晚歸，早上7點開車進城，晚上7點才回到家里。
提起“綠地維權”這件事，聶海亮神情淡然，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別人欺負你，你總要吱一聲，說兩句吧，東北人不都這樣？”他是沈陽人。
那會兒，他正在讀研，又趕上妻子要生孩子，自己還開公司，特別忙。
“如果不參與維權，我可能也不會當這個人大代表，這事來的太偶然。”他是當時回龍觀“綠地維權”活動的5位代表之一，兩次與“協(xié)調小組”開會。
“因為維權中做了一些工作，在居民中有了一定知名度，被大家推薦參選人大代表，我當時主要想為了維權成功，不能半途而廢，也是對大家負責，就上唄！”
我問他，現(xiàn)在，當上了人大代表，跟當初想像的一樣嗎？
“我本來就沒有太多的奢望。不當人大代表，有什么意見我也會提。既然大家選了我，有了渠道我更會提。比如，小區(qū)的治安、交通、文體設施等問題，我都提過。”
“兩年下來，你提了多少議案？”
“13個。”
“你感覺當人大代表，起的作用大嗎？”
“還是有一定作用。起碼你提出的議案，有人給答復。具體到能不能解決，另說。”
他在議案中提到，20多萬人口的回龍觀，政府應該在里邊開辟一些就業(yè)渠道，這樣能節(jié)省很多就業(yè)成本、勞動成本及社會成本。可是現(xiàn)在，大家還是天天這樣早出晚歸，奔來奔去的；再比如說觀里，文體設施很少，看個電影也要進城，沒有一家社保定點醫(yī)院，老人們看病，打車進趟城，來回就得100多塊。
“你提的議案，解決了的有幾件？”
“有一兩件吧。”
我又問他，當年“綠地維權”時，干嗎不去法院打官司呢？
他說取證不好取，取不到；而且要投入太多時間、精力、財力；再說工地隨時可能開工，時間來不及。后來政府成立了協(xié)調小組，大伙兒認為有政府出面問題能解決好。
“當時，大家就是覺得綠地這事不公平，咽不下這口氣。”他補充了一句。
“最后，還不是蓋了商品房？你們這口氣咽下了？哪兒去了？”我追問。
他覺得不好回答，想了一下，給我打了個比喻：本來，你身后沾了一塊泥，我好心地把它拍掉，結果，你卻回頭罵了我一句。大家也是想通過這件事，找出問題，然后怎么解決掉。
“通過這件事的過程，起碼看到了一些真相。不能把老百姓當傻子，總會弄明白的。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權，然后，才可能維護好自己的財產(chǎn)權。”
他又談到在回龍觀社區(qū)看到的一些問題：如小區(qū)里的公共財產(chǎn)如何界定、如何管理？衍生出的價值如何再分配？有權者或既得利益者當然是不會撒手的，要保護自己的利益。“社區(qū)居民首先是無知，或者叫被無知，這種信息不被披露，政策的知情權也被剝奪。公共財產(chǎn)應歸大家所有，可大家連哪些歸自己所有都不清楚，公共財產(chǎn)的利益和管理權被無償占有。一個強勢或幾個強勢個體，與一個弱勢群體的對決，勝負是可以預知的。”
我問聶海亮：“像你們現(xiàn)在，知道哪些地方屬公攤面積嗎？”
“知道。像我們小區(qū)里的綠地、配電站、老年活動中心、公園等，都是我們大家的，賣房時已經(jīng)公攤到每位業(yè)主頭上了，那它就應該歸全體業(yè)主所有，經(jīng)營和收益歸大家所有。”
他算了這樣一筆賬：中國現(xiàn)在起碼有400多億平方米的房子，公攤面積占10%～15%，就有50億平方米左右的面積，這屬公共財產(chǎn)，里邊有很大的利益，而業(yè)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的利益被無償占有和剝奪了。
聶海亮問：“在城市住房改革過程中，隨著住房商品化、私有化，衍生出的各種問題到底該怎么解決？界定和執(zhí)行者應該是誰？”
“你們這里，現(xiàn)在不是有民選的業(yè)主委員會嗎？”我說。
他認為，業(yè)主委員會的界定不明確，它是法人實體還是協(xié)會性質，沒說清楚；它有沒有權管理公共財產(chǎn)、經(jīng)營公共財產(chǎn)，這些在法律上都沒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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